日前，在“创新·融合·治理”标准必要专利大会上，中国工程院院士邬贺铨发表主题演讲指出，5G已成为全球标准必要专利竞争的焦点，中国虽在SEP数量上占据优势，但在高价值核心专利、国际布局及规则话语权方面仍面临严峻挑战。

　　邬贺铨援引相关数据显示，截至2022年6月，全球已声明的5G标准必要专利达21万件，对应约4.7万个专利族。其中中国占比超过40%，位居世界第一；韩国、美国分列第二、第三。在企业层面，华为以15%的份额居全球首位，中兴、小米、OPPO、大唐等中国企业共占据前十名中的五席。

　　然而，数量优势并未完全转化为产业收益。邬贺铨强调，中国仍然是5G专利费净支出最多的国家，对外支付远高于收入。原因在于，中国是5G必要专利相关产品的主要制造国，大量产品出口需向海外权利人缴纳许可费。

　　更值得关注的是，若聚焦核心的必要专利——即支撑关键产品（如基站、终端）的高价值无线接入网专利——中国全球占比仅为28%，而美国和欧洲分别为30%和28%。这反映出中国专利在无线接入网等高价值领域的布局相对不足，该领域占全部5G SEP的近七成。

　　此外，6G技术研发已启动，相关专利布局正在加速。目前全球已有约2万项与6G核心专利，中国占比40.3%，保持领先。但美国占比从5G时期的15%跃升至35.2%，显示出强劲追赶态势。华为在6G专利中仍以15.7%的份额位列第一。

　　邬贺铨指出，当前标准必要专利体系正面临技术、经济与法律方面的挑战。

　　首先披露不透明。目前SEP由企业自行申报，缺乏权威认定机制。同时，部分企业选择“延迟披露”，待标准确立后再主张权利，形成“专利劫持”风险。对此，他建议引入强制性必要性初筛、统一披露标准等措施。

　　二是专利质量参差不齐，国际布局滞后。尽管中国专利申请量居前，但2024年中国发明专利96%未寻求海外保护。这不仅限制了中国专利的全球影响力，也削弱了其在跨境许可谈判中的议价能力。

　　三是许可模式之争愈演愈烈。传统通信领域普遍采用“按整机售价收费”模式，如高通对手机整机收取许可费。但当5G延伸至汽车、机器人、可穿戴设备等领域时，这一模式遭遇抵制。车企认为，仅通信模组使用相关专利，不应以整车价格为基础计费，否则将极大增加成本。如何建立跨行业、公平合理的许可机制，成为亟待解决的新课题。

　　四是司法博弈升级。随着纠纷增多，SEP纠纷已演变为跨国司法管辖权竞争。权利人倾向于选择易获禁令的法院发起诉讼，实施方则寻求程序公正的司法辖区反制。例如，2020年英国法院在涉案市场份额极小的情况下裁定华为侵权，并裁决涉案SEP全球许可条件，引发对司法公正性的广泛讨论。

　　与此同时，“非实施实体”（NPE，俗称“专利蟑螂”）活跃于5G领域。这类企业不生产产品，专事专利收购与诉讼牟利。虽然其有助于激活沉睡专利，但更多时候通过威胁诉讼获取不当收益，抑制创新活力。

　　此外，专利池作为整合许可的重要形式，也呈现双面性。一方面，它能降低交易成本、促进技术落地；另一方面，欧美日主导的主流专利池往往捆绑关键专利与低质专利，抬高整体许可费用，并可能排斥中小企业参与。目前，中国尚未形成具有国际影响力的专利池，在规则制定中话语权有限。

　　邬贺铨认为，SEP是激励创新的重要工具，但也易强化垄断、引发纠纷、加剧国际规则博弈。

　　面对SEP体系的系统性问题，国际社会正积极探索解决方案。2023年，欧盟提出《欧盟标准必要专利提案》，倡导建立统一的申报、费率分配机制；英国提出非监管干预模式；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提倡替代性争议解决与友好谈判机制。

　　中国近年来亦持续加强顶层设计：《反垄断法》明确规制知识产权滥用，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国家知识产权局相继出台SEP指南，并在“十四五”知识产权规划中提出加强国际布局、推动建立公平许可规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