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县级融媒体是协调基层政府和群众需求、提升基层治理能力和国家凝聚力的重要力量，具有组织基层、凝聚共识的重要功能。本文认为，县级融媒体参与社会治理，具有深刻的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理论渊源，也具有深厚的实践基础。一方面，县级融媒体作为基层群众宣传员，既“宣传”主流声音，上通下达，又作为信息传播渠道，“宣传”群众关切；另一方面，县级融媒体作为基层群众组织员，具有设置集体议程、组织基层民众、打造基层政民桥梁等功能。

　　【关键词】县级融媒体 基层治理 理论渊源 逻辑理路

　　2018年8月2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明确提出“要扎实抓好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更好引导群众、服务群众”。同年11月14日，《关于加强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的意见》一文再次强调，“组建县级融媒体中心，有利于整合县级媒体资源、巩固壮大主流思想舆论。要深化机构、人事、财政、薪酬等方面改革，调整优化媒体布局，推进融合发展，不断提高县级媒体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一场关于新型媒介与传统媒介纵深融合的基层实践全面展开。2019年1月，中宣部、国家广电总局联合发布《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规范》，要求县级融媒体整合基层资源，壮大基层主流话语阵地。

　　目前，全国主要省市已基本实现县级融媒体全覆盖，但调查显示，其在体制机制创新、人才密度、市场化运营等方面依然存在较为突出的问题。许多县级融媒体内容原创力缺乏、信息制作能力薄弱，这直接影响了其盈利和发展的能力。县级融媒体建设的现状与预期目标尚有较大差距，但它作为联通党和人民的媒介，是新媒体时代传达基层群众声音、组织基层群众、凝聚国家共识的重要阵地，应将其视作推进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力量。

　　县级融媒体建设“兼有政治和传媒双重属性”，意在实现国家统一体制格局下的基层传播和社会治理，具有本土性、群众性、通俗性等特征，有利于基层的公共决策和协商民主，对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起到极大推动作用。目前学界关于县级融媒体的相关文献均对这一新平台建设的重要性加以强调。

　　在技术政治层面，许多文献围绕中国的新闻实践，总结运营模式。李彪将县级融媒体模式划分为四种，包括中央厨房、传播矩阵、传播集团和借力省级平台进行传播，朱春阳和曾培伦则根据县级融媒的媒介矩阵间关系提炼出“单兵扩散”和“云端共联”两类。伴随着新媒体技术的发展，当前互联网上信息渠道趋向多元，县域传播网络和信息消费习惯逐渐定型，基层传播的宣传环境与面向受众都发生了变化，因此基层治理也趋于科学与规范，需要进行“集成式传播创新”，县级媒体要围绕“信息化、网络化、智能化”完成转型升级。

　　在社会动员层面，存在横向与纵向的阐述。横向来看，部分文献围绕央地关系的维度展开，“郡县治，天下安”，县域治理具有小规模、公共性和多样性的特点，是“国家治理、地方治理系统和民众的接合部”，是治理体系的基础工程。与之相应，县级融媒体的体量小，媒介形态相对单一，并由宣传部直接领导，建设的“主基调是巩固执政基础”。作为“县域治理技术装置”，它在实践应用上具有“多棱镜”式的多元性，更适合承担上传下达、整合协调、具体落实的社会治理责任。另一些文献围绕党性和人民性的关系加以论述。党媒的党性和人民性是统一的，县级融媒体作为党媒的一部分，具备“党建统合”的独特优势，同时也需与人民精神相洽，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基本方向，更好地服务人民、引导人民并激发人民积极性，通过加强互动连接，走“群众新闻路线”，使群众广泛参与到新闻实践和社会治理之中。

　　纵向来看，部分学者以苏俄党报和我国县报的发展以及共产党的基层工作联系现实，明确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在县级融媒体建设与改革过程中的指导性地位。另有学者从当代具体实践入手，调研浙江省长兴县、江西省分宜县、甘肃省玉门市（县）、吉林省农安县等四县融媒建设情况，或分析浙江安吉新闻集团的中央厨房模式，总结数字新媒体对基层治理与产业转型的赋能。

　　多数文献都体现了县级融媒体的两个重要功能，一是信息平台，二是组织平台，即“集成媒体的新机构”和“治国理政的新平台”。有些学者分析比较了两个功能，认为一方面县级融媒体可以发挥大众传媒的作用，将党的意志下沉到基层，实现政治合法性和价值的建立，完成自上而下的动员；另一方面又可以充分调动县域用户的自主性，搭建“新公共空间”，回归基层、连接基层、嵌入基层，充当社会沟通的中心节点，实现基层治理的协调整合功能。回顾媒体的功能变化，有学者认为县级媒体对基层治理的功能经过了“整合、脱嵌与回笼”三个阶段。立足新时代，社群传播的兴盛呼唤着一种超越中心化的基层传播方式，因此李彪认为县级融媒体的重心应从“信息服务”转向“基层强关系生产”。结合两种功能，县级融媒体改革可以推动主流媒体与网络空间对接，使主流意识形态在商业化话语中找到传播出口、扭转被动局面，从而更有力地推动社会整合。

　　县级融媒体的发展并非一帆风顺，其现存问题与基层治理的问题紧密相关，于晴等人认为基层治理“效率低”，传播过程中存在模糊化、差异化和自主性过强的情况，因此可能产生“信息烟囱”，最后导致基层群众的圈层化和离散化。部分学者看到主流媒体在基层传播中的局促，分析得出县级融媒体在体制、人才、区域合作方面的困境。此外，在内容技术上，县级融媒体仍停留在简单相加与姿态性融合的阶段，缺乏用户思维与“集成服务的运维取向”。因此，部分文献对县级融媒体的未来发展路径提出建议和规划。从特点上看，县级融媒体的基层传播应更具精准化、特色化，针对基层自主性强的特性予以更加全面的监督与评价；从技术上看，可以转变表达方式，建立传播矩阵，搭建中央厨房；从制度上看，立足思维转换，结合基层传播空间特征，可以改革治理主体、模式和力量等系统机制，推进建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

　　综合上述文献可见目前学界对于县级融媒体本身模式现状、问题路径的研究较为深入，但追溯原因大多止步于顺势而为，尚未深入探究其合理性、必要性和重要性。同时，在县报或党报以外，缺乏从历史和理论层面对县级融媒体基层整合功能的发展剖析。因此，本文将从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研究视角切入，对县级融媒体建设的基层组织功能进行溯源，分析以整合功能为主的服务价值和传播意义，论述其为何可作为推进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机构。

　　我国媒体建设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立场，这决定着我国的媒体不仅是信息传播平台，同时也具有“参与社会治理”的功能。

　　在创办《新莱茵报》时期，马克思即认为报刊不仅是展示新鲜消息的平台，更是人民的思想武器与社会舆论阵地。他认为“自由出版物”是“人民精神”的体现，“真正的报刊即人民报刊”，“报纸最大的好处，就是它每日都能干预运动，能够成为运动的喉舌，能够反映丰富多彩的每日事件，能够使人民和人民的日刊发生不断的、生动活泼的联系”。“报纸只是而且应该是有声的、人民日常思想和感情的”。列宁在总结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理论成果的基础上，高度重视报刊的组织作用，他认为组织成立一个先进的政党应当首先从办报开始。他明确了无产阶级党报的党性问题，即无产阶级党报要坚定不移地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在《从何着手》中，列宁又明确提出——“报纸不仅是集体的宣传员和集体的鼓动员，而且还是集体的组织者”。在苏俄新闻宣传思想的后续发展中，列宁的党报思想得到进一步发展，报刊从具有对党组织的组织和宣传使命，拓展到对于整个人民群众都具有组织和宣传的使命。

　　中国共产党人根据百年来的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将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理论成果付诸实践，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新闻理论体系，同时也实现了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本土化、理论化与时代化。

　　1942年，在延安整风运动与《解放日报》改版中，党性、群众性、战斗性和组织性被明确作为党报的属性提出。明确了党报宣传的阶级性、党报的党性原则及其任务，即服从党的领导，遵守党的纪律，密切联系、组织、动员群众，传达“党的纲领路线，方针政策，工作任务和工作方法”，使其“最迅速最广泛地同群众见面”。在办报方针上，毛泽东同志提出“政治家办报”，全党办报，群众办报。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宗旨和党的群众路线被应用到新闻传播领域。

　　在改革开放、全面发展的新时期，一方面，邓小平同志延续马克思和列宁的党报舆论中心说，要求党领导的新闻媒介正确引导舆论，让“我们党的报刊成为全国安定团结的思想中心”；另一方面，他以人民的利益为宗旨，要求走出“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误区，将宣传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作为主要任务，让党报为党和国家的改革开放总方针服务，坚决主张“党要受监督，党员要受监督”，新闻媒体事业开始加强对党和政府的监督工作。江泽民同志强调宣传思想战线一定要“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人、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以优秀作品鼓舞人”。胡锦涛同志对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发展，表现在“以人为本”的思想理念上。他指出，“要坚持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新闻宣传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把体现党的主张和反映人民心声统一起来，把坚持正确导向和通达社情民意统一起来，尊重人民主体地位”。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更是高度重视党的舆论阵地建设工作。习近平总书记的新闻思想，主要是两个要点和一个落脚点，即“坚持党性原则、尊重新闻传播规律，以人民为中心工作导向的落脚点”。

　　伴随中国共产党的不断发展壮大，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内涵不断得到扩充。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党媒姓党”，认为媒体作为意识形态的重要阵地，必须坚持人民立场，具有传达党的宣传方针、指导纲领与政策法规、收集和反馈群众意见等职能。县级融媒体建设是中国共产党针对复杂的基层治理和社会舆论工作中所出现的一系列方向性、根本性、全局性、战略性的重大问题，以创新传播整合媒介资源的顶层设计指导，完善新闻传播结构、维护最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重大举措。

　　考察现有的县级融媒体的发展路径规划，不能仅仅将县级融媒体视作基础信息平台，而必须不断增强工作人员的脚力、眼力、脑力、笔力，打造一支政治过硬、本领高强、求实创新、能打胜仗的基层宣传思想工作队伍，贯通新闻传播的基层动脉，让县级融媒体真正团结群众、发挥思想舆论阵地的基层治理职能，在新媒体时代展现其内在活力。

　　2018年9月，中宣部对县级融媒体建设部署进行的会议总结中明确指出要努力把县级融媒体建成主流舆论阵地、综合服务平台和社区信息枢纽。对照党中央的相关指示，大多数县级融媒体在主流舆论阵地的媒体功能定位上比较明晰，能够及时传达政府权威信息、贴牢党政方针进行政策解读、关注民生热点开设信息通道、多渠道发布信息内容、增加内容表达形式，可以看出当下的县级融媒体正在努力适应媒体融合生态，遵守互联网时代的信息传播规律，创新传播手段，增强信息内容的生产加工能力，并且已经具备适应互联网环境下的信息处理与发布能力。

　　县级融媒体的规划建设，是打破基层“信息烟囱”、加速基层信息流通、打造现代化基层治理体系的重要举措。这源于党和国家对于现代社会信息流动形势的正确判断。随着自媒体技术的发展和不断融合，根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第51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截至2022年12月，我国网民人数已达到10.67亿，互联网普及率达75.6%。在新的信息形势下，自媒体用户创作的信息通过融媒体渠道进入网络场域，对传统媒体发布的政务信息和权威新闻造成巨大冲击。同时，融媒体技术的广泛应用也培养了新时代的受众信息使用习惯。

　　在信息使用方面，用户可以在联网的情况下，实现即时搜索并获取信息。传播学中的“休眠效果”认为，在信息接收之初，受众倾向于更认可来自高可信度信源的信息，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受众会逐渐淡忘“信息来源”，也就是说，无论一个信息来自高可信度信源还是低可信度信源，只要其到达受众，随着时间推移，其都会对受众产生影响，会逐渐趋近。因此，官方信息必须首先触达受众，建设县级融媒体平台，汇通基层信息、提高官方信息使用便捷性，培养受众使用官方信息平台的使用习惯深具必要性。

　　在信息发布方面，短视频和网络技术的发展，使得网络用户拥有了“拍摄–发布”的权利。在“全体人拍摄—全体人阅听”的环境中，群众会将现实中遇到的引发喜怒哀乐的小事件发布到网络平台上。很多在传统媒体中不符合新闻选择标准的事件纷纷作为平台新闻出现，这些信息一方面冲淡了周期性政务新闻对群众日常生活的影响，另一方面，如果新闻内容涉及基层生活，引发关注后如未得到妥善处理，极易引发网络舆情事件。而县级融媒体建设打通了县域内部基层政务信息的发布、流动、反馈、解决渠道，引导群众信息发布习惯，缓和基层矛盾、降低舆情风险，提高了基层政务的效率。

　　近年来，县级融媒体在基层社会治理中充分展现出了基层舆论阵地的作用和价值，并且在基层疫情防控工作中成功打通传播的“最后一公里”。在推进本地化信息和服务过程中，县级融媒体实际扮演了基层群众的“组织员”和“宣传员”，一方面链接地方党委和群众，另一方面参与基层群众组织和宣传实践，充当了基层民众的信息平台、舆论反馈平台和组织粘合剂。

　　第一，基层党委和政府基于县级融媒体的信息资源实时跟进追踪，通过权威平台发声汇报政府工作进展，媒体机构发挥舆论监督作用，监督政府相关部门的工作流程。第二，随着群众信息需求不断扩大，为了更好地“贴近群众需求，在服务群众中引导和凝聚群众”，县级融媒体从实时信息、国家政策解读、生活服务专线、辟谣等多版块开设多元信息服务平台，满足群众信息需求。第三，县级融媒体本身作为媒体机构，及时进行信息的存储和加工，及时发布辟谣信息，同时做好信息的内容生产与加工，将多方信息以人们喜闻乐见的产品方式加以呈现，搭建政府和群众的对话沟通平台，及时传达政府决策，反馈群众问题。

　　例如在新冠疫情防控期间，部分经济较为发达地区的县级融媒体通过自己的新媒体传播矩阵，创作发布了一系列防疫宣传短视频、互动性文章等贴近群众所需、急需的内容产品；部分农村地区的县级融媒体也统筹调动媒体资源，通过广播电视滚动发布疫情信息、在村内设置喇叭广播呼吁群众做好自我隔离，合理统筹发挥融媒体功能，助力疫情防控工作。

　　目前，浙江、湖北、河南等地的部分县级融媒体能够通过其自主建设的基层端口为当地百姓提供服务，但大多地区的县级融媒体仍以单纯的信息生产与发布为主。部分县级融媒体在“综合服务平台和社区信息枢纽”的功能设置上仍相对薄弱，且存在不同地域资源的分配差异，基层端口状态参差不齐。部分县由于地域环境的限制，其融媒体还不具备成熟的互联网技术条件，距离成为综合服务平台和社区信息枢纽的目标相去较远。不少县级融媒体的信息处理发布过程会受到来自体制机制、业务整合、人员素质等多方面的阻力干扰，在信息的发布反馈环节存在延迟，信息互动的功能性不足直接影响着群众的动员参与，不利于社区信息枢纽的建设工作。

　　落实好县级融媒体建设，必须将县域媒体置于基层社会的语境中，重新思考县级融媒体参与社会治理的角色定位，即明确将其作为基层集体的“宣传员”和“组织者”，将基层民众与党政部门链接起来，通过组织动员和挖掘群众故事进行宣传的方式将群众聚拢汇集到县级融媒体这一平台上来，打通基层信息毛细血管，最终实现从“组织基层”到“链接国家”的目标。

　　随着近年来国家对县级融媒体建设自上而下的推动，许多地区都意识到了下沉传播渠道的宣传价值。因此，全国性县级融媒体建设的目标应定位在以党媒姓党、党管媒体的方式打造主流舆论阵地，营造社会信息治理的全新生态，建立健全社会信息通道布局，从而达到在媒体层面的跨时空、跨领域的社会治理法治化、规范化、延伸化，将县级融媒体打造成优质的基层群众集体“宣传员”与“组织者”，助力社会治理工作。

　　县级融媒体天然的在地化、群众性特征，贴近基层治理实践，其通过渠道下沉的方式，将信息的生产发布置于群众的日常生活中，刺激基层群众活力，具有深刻改变中国基层舆论生态的力量。在互联网时代，县级融媒体的建设更是顺应人民群众信息需求变化、改善基层治理、凝聚国家共识的重要推动手段，应依托最新科技和行政区划完善全国新闻传播管道。截至2022年12月，我国网民规模已接近11亿，互联网视听平台已经成为大部分民众接触新闻的主要来源，各级融媒体建设是我国新闻传播领域“主力军挺进主战场”的重要举措。在这一过程中，中央媒体发挥引领示范作用，省市级媒体作为中坚支持，县级媒体精准落地，各级融媒体与同级政府配合、三级媒体联动，形成“组织基层”和“链接国家”的新型国家治理模式，既是媒介融合的全链条完善，也是提升基层治理能力的有效路径。（参考文献略）

　　作者：

　　王靖雨 北京交通大学语言与传播学院副教授，北京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

　　曹雅芯、罗浥萌、陈朝露 北京交通大学语言与传播学院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