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推动媒体融合发展，要坚持一体化发展方向，通过流程优化、平台再造，实现各种媒介资源、生产要素有效整合，实现信息内容、技术应用、平台终端、管理手段共融互通，催化融合质变，放大一体效能，打造一批具有强大影响力、竞争力的新型主流媒体。”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提出：“深化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推进新闻宣传和网络舆论一体化管理，提高主流舆论引导能力。”这为处于融合转型关键期的地市级主流媒体提供了科学指引和根本遵循。

　　在我国从中央到地方的四级媒体网络中，地市级媒体发挥着承上启下的枢纽作用，是推进媒体融合一体化发展的重要环节，在全媒体传播体系中具有不可替代性。全国现有的333个地市（州、盟）均有官方媒体，担负着区域政策宣传、舆论引导等多种职能，是连接政府与公众的重要纽带和桥梁。2020年9月，《关于加快推进媒体深度融合发展的意见》强调，完善中央、省、市和县四级媒体融合发展布局，首次明确地市级媒体的战略定位。2022年4月，中宣部等启动地市级媒体融合试点，从全国遴选60个单位开展先行先试。数据显示，至2025年三季度，全国已挂牌成立地市融媒体中心近240家，覆盖率达71.8%，部分省份已实现了全域布局。这不仅是物理上的整合，更是一场关乎地市级媒体发展方式的深刻变革，正在影响整个传媒行业。

　　2025年以来，中国地市报研究会在中国记协的指导和支持下，将首批60家试点媒体中的53家作为研究对象，采取实地考察、对话访谈、调查问卷等方式，对照中宣部提出的融媒体中心建设、一体化发展、新型传播平台等八项重点任务进行调研分析，深入“诊断”存在的矛盾困惑，总结成功经验做法，试图找到地市级媒体通过实施“共融互通工程”实现“融合质变”的系统路径。

　　2013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作出“加快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的重要指示，自此拉开了我国媒体融合改革的大幕。中央、省级媒体快速行动，在资源整合、机制创新、技术运用和提升传播效能等方面优势明显，以《人民日报》“中央厨房”为标志的全媒体传播体系率先建成；“一省一平台”任务也已完成；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如火如荼，到2020年底已基本实现全域覆盖，成为县域新闻传播和基层治理的新平台。反观地市级媒体，则一直在“夹缝”中求生求变，从产品整合、报台合并到平台融合，在“小步快走”中逐步嵌入融合发展的轨道。失去“时代红利”的地市级媒体，普遍出现各种结构性“软肋”，这便导致主流媒体“融通梗阻”成为不容回避的现实。

　　社交媒体“流量主导”的竞争冲击

　　头部社交媒体、短视频平台以其强大的网络效应和流量优势，使地市级媒体受众注意力发生倾斜式转移，地市级媒体在本土舆论场的竞争基础受到剧烈冲击，其声量和流量有所减弱，有的甚至不如某些自媒体。在这种“流量劣势”下，加之技术投入压力与盈利回报周期存在冲突，信息消费的主场景持续转移至社交商业平台，地市级媒体的传播效能和社会连接功能面临严峻考验。

　　主流媒体“上下挤压”的格局窘境

　　中央和省级媒体凭借平台资源优势持续“下沉”，大多数省级媒体在地市设有分支机构，地市级媒体力量薄弱，生存空间受到挤压；县级融媒体中心大多实行“一类保障、二类管理”机制，并与省级媒体建立“上联”通道，地市级媒体话语权持续弱化、影响力不断削减，在舆论格局与资源竞争中陷入“省不愿带、县不想跟”的尴尬境地。以湖北省为例，各县级宣传部门均与省级媒体签订战略合作协议，县级融媒体均与省级媒体实现了端口互通，地市级媒体被边缘化。

　　传统媒体“体制固化”的历史局限

　　长期以来地市级媒体处于“报台分立”的状况，形成了各自相对独立的运行体系，导致“融而不合”“合而不融”的现象。“身份管理”的思维惯性、“编制管理”的固化组织，与全媒体传播的“年轻态”“敏捷性”和“市场化”要求差距较大，甚至形成尖锐矛盾。

　　网络时代“造血失能”的经营危机

　　地市级媒体以往赖以生存的传统广告经历断崖式跌落之后，市场份额已降至历史低点。中国广告协会数据显示，2024年互联网广告占据86.5%市场总额，同比增长24%。国家广电总局财务数据表明，2023年全国广播电视传统广告收入583.6亿元，财政补助收入998.5亿元；2024年广告收入下降7.36%，来自财政补助的收入996.7亿元。若没有财政补助收入这一块，则广电媒体将难以为继。调研发现，78%的媒体收入持续下滑，约45%的媒体处于亏损状态，面临生存危机。大部分媒体尚未形成新的盈利模式，而地方财政补贴力度有限，不能成为持续的经济支撑。地市级媒体进入经营转型的阵痛期。

　　全媒人才“结构失衡”的现实矛盾

　　地市级媒体从业者几乎都带有“传统基因”，不同程度存在新媒体人才缺乏而传统媒体人员过剩的困扰。在接受调研的媒体中，虽然有59.2%的媒体每月举行人员技能培训，但仍然难以满足融合生产传播的人才需求。有的媒体队伍不稳定，专业人才因待遇、环境等因素而流失；有的媒体从业人员转型较慢甚至不愿转型，如某试点单位新媒体人员与传统媒体人员比例为3:7，成为融合的“人为障碍”；有些媒体迫于生存压力，把主要人力资源投入经营部门，导致新闻内容质量不高，形成恶性循环。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坚持目标导向和问题导向相结合，奔着问题去、盯着问题改。”任何改革都是由问题倒逼而产生的，又在不断解决问题中深化发展。面对困境，地市级媒体以“刀刃向内、刮骨疗毒”的勇气，在组织、技术、价值与人才等层面实施系统性变革，构建“四全媒体”，打造全媒体传播新格局。

　　组织破壁：破解“融而不合”“合而不融”难题

　　资源整合型。此为“基础版”，是当前所有试点媒体均已实现的组织架构。通过成立融媒体中心，将人员、媒体、技术等全部资源彻底整合，不再保留过去“牌子”和“班子”，实现从物理空间到组织架构的“合而为一”。报社、电视台、电台等不再是独立的二级机构，而是一个传播矩阵中的媒体平台。其效果是机构大幅压缩、管理层级精简、平台资源集中、传播效率提升。如四川攀枝花市融媒体中心将内设机构压缩近七成，管理岗位减少三分之一，以“外科手术”方式破解机构臃肿。

　　双轨并行型。此为“通用版”，普遍采取“事业+产业”体制。一方面，设立事业性质的市级融媒体中心，坚守新闻主责主业；另一方面，成立市场化的传媒集团，做好产业经营。通过“一套班子、两块牌子”“一个团队、双重身份”的方式，实现既确保舆论导向又激发市场活力的“双轨”运行，力求达成责权平衡。

　　上下联动型。此为“突围版”，主动加强与省、县两级融媒体的合作，在新闻资源、技术运用、产业开发等方面共享互通。如河北邢台新闻传媒中心在全省率先打通三级媒体资源，建设千万用户级“我看邢”客户端、“邢动+”视频号、“邢动新闻”抖音号等新媒体端口；云南红河州融媒体中心向下整合13个县级融媒体，成立全省首个媒体融合重点实验室，形成“七位一体”的新型主流媒体矩阵。它们在与省媒和县媒的联通互动中，试图打通传播梗阻形成联动效应。

　　企业化转制型。此为“进阶版”，是经济较发达地区媒体的大胆尝试。将事业性质的融媒体中心整体转制成国有企业，打造“党媒属性+市场机制”的独立市场主体，按照现代企业制度运行。如广东深圳龙岗区融媒集团在全国率先实现纯国企化改制，构建起集约化、专业化、产业化的媒体产业格局，它代表着市场化改革的深度探索。

　　技术赋能：构建智慧运行的“数字生态”

　　移动优先，筑牢自主平台。打造集新闻宣传、政务服务、商务运营于一体的区域性客户端，堪称地市融媒体的“标配”。数据显示，全国已建成490余个自主可控的地市客户端。其核心功能是“新闻+政务+服务+互动”，内容涵盖海量新闻资讯、日常生活场景、智能服务窗口等。有些头部客户端如浙江湖州“南太湖号”、湖南长沙“我的长沙”等，已成为“融媒体+城市服务”的综合平台和超级入口。

　　拥抱AI，驱动智慧生产。充分运用“人工智能+”改造升级新闻生产全流程，实现数据采集、内容处理及质效评估等环节的数字化与智能化。如广东珠海市新闻中心投资四千万元开发“九霄”融媒系统，在国内率先实现所有媒介同一平台生产传播，搭建集宣传指挥、网信管理、舆情监控等九大系统于一体的智慧生态，体现AI技术与媒体融合的深度。

　　矩阵协同，形成传播闭环。以“中央厨房”为生产中枢，采取“一次采集、多元生成、全媒分发”的模式，建立策划、生产、传播、评价的协同机制，形成全媒体传播闭环。如陕西省榆林传媒中心建立打通信息壁垒的“一张网”“一个库”“一条船”采编系统，表明全媒体传播必须提升“一体化”调度能力和协同效应。

　　价值重塑：打造“融媒体+”的共建网络

　　从“信息中转”到“融合中枢”。改变过去对信息粗放式生产、搬运式加工模式，在具有强大枢纽功能的融合平台精制成形态各异的融媒产品。如河北邢台新闻传媒中心的“智媒中枢”平台，通过数据抓取、智能感知与持续跟进的全流程报道方式创新，打破了传统报道的时间、空间和环境限制，实现了新闻信息全时域、全天候、全周期的无缝衔接，更催生出一系列融媒体爆款产品，实现了新闻生产传播的闭环式管理。

　　从“单向传播”到“多维互动”。依托数字图像、虚拟现实等前沿技术，媒体产品形态发生质的飞跃，受众沉浸式体验感达到新高度。以宁夏银川市新闻传媒中心举办的跨年直播为例，通过与省内外七个城市联动的创新形式，让千万网民足不出户便“置身”夜游现场，成功构建了突破物理空间限制的虚拟场景。这种打破时空壁垒的互动传播，正在塑造现代受众的情感消费模式。

　　从“内容独创”到“全民共创”。充分运用“开门办媒体”的网络力量，发挥网络平台的聚合效应，构建开放型内容生产生态。如广西来宾市融媒体中心推出的《来宾好商量》《古哥帮你忙》等节目，创新性地将群众诉求反馈转化为报道素材，实现了受众由被动接收者到主动创作者的转变，让普通受众成为内容生产的主力军。

　　从“资源变现”到“跨界转型”。通过“融媒体+”战略，促进媒体价值实现多维延伸，突破传统单一的盈利模式局限。如新疆阿克苏市融媒体中心建成包括主播学院、乡村数字展馆等在内的“五位一体”助农矩阵，为当地打造了农产品从生产到销售的完整产业链；湖北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通过股权投资参与大数据集团建设，去年以来成功运营多个文化项目，凸显了媒体在地方经济发展中的作用。这也表明，融合步伐快的媒体正转型成跨领域多业态的综合服务平台。

　　人才激活：提升全员融合发展的关键能力

　　媒体的核心优势是人才优势。但地市级媒体普遍存在用人机制不活、人岗配置不适、高端人才短缺等现实问题。因此改革僵化用人机制，提升全员融合发展关键能力，成为激发媒体活力的“关键一招”。调研数据显示，在人员关键能力中，全媒体内容生产能力分值最高，达标和基本达标率达91.8%，其次是新媒体技术应用能力77%，再次是全媒体市场化运营能力75%，最欠缺的是跨平台运营能力65%。

　　人员使用试行“去身份化”。针对长期形成的编内和编外人员在薪酬待遇、职称评聘、福利分配、晋升通道等方面的差距，突破传统的条块分割状态，打破人员编制身份限制，重构部门设置、机制体系和运行模式，实行跨部门、跨媒体、跨领域重组。如安徽安庆市新闻传媒中心推行“身份封存、竞争上岗、六级员工制”改革举措，实现了全员从“身份制”到“职业化”转变；内蒙古鄂尔多斯市融媒体中心从原有48名正科级干部中择优使用26人，22名中层正职主动让贤，采编岗位专业技术人员占比提高到90%以上。

　　绩效考核倾向“移动端”。运用KPI与岗位贡献度相结合的量化考核机制，废除“打分制”“资历论”，建立包含基础工资、绩效工资、项目贡献、流量奖励的复合薪酬分配制度，解决“待遇论资排辈”“同岗不同酬”等顽疾。如江西抚州市融媒体中心推进薪酬改革，将移动优先、业务创新、传播效果等纳入核心指标，构建“以岗定薪、按绩取酬”体系，有效破解了“干与不干一个样、干多干少一个样”的激励难题。

　　人才培育转向“复合型”。采取外部引进、校园招聘、校企合作等方式，不拘一格挑选使用技术融合、数据研发、跨界运营等专业人才；同时通过开展岗位练兵、专业培训等途径，促进在岗人员从技能“单边型”向跨界“融合型”人才转变。如宁夏石嘴山市新闻传媒中心通过内部挖潜与外部引进的举措，培养了10多名获得省部级以上人才荣誉的全媒体业务精英，证明了“就地转型”与“一岗多能”的可行性。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只有用普遍联系的、全面系统的、发展变化的观点观察事物，才能把握事物发展规律。”媒体系统性变革作为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牵一发而动全身，一子落而全盘活。地市级媒体试点既取得了一系列阶段性成果，也存在一些值得深思的问题，我们提出促进主流媒体一体化发展的相关建议。

　　主要阶段性成果

　　全媒体传播矩阵基本建成。试点媒体坚持一体化发展方向，以数字技术为抓手，从平台搭建、内容生产、传播渠道、互动效果等多个维度变革创新，有的甚至“推倒重来”，构建了以自有客户端（App）为主导、以第三方平台账号为延伸、实现线上线下互联互通的全媒体传播矩阵，实现了从“媒体”到“平台”的跨越。这标志着其全媒体生态基本形成，全媒体传播体系更加完善，全媒体运营能力走向成熟。

　　区域主流媒体核心地位更加巩固。提升新闻宣传水平，牢牢把握舆论工作主动权和主导权，是党对主流媒体的政治要求。地市级媒体在众声喧哗的网络时代，通过构建全媒体矩阵，提高融合传播的综合效能，迅速将主阵地从传统端延展至网络端，抢占了网络舆论主渠道，成为巩固壮大主流舆论、强化意识形态引领、凝聚社会共识等方面的“好声音”“主声量”“正能量”。同时，在本土化叙事、多形态传播、贴近性服务等方面发挥引领作用，以其强大的舆论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成为本地最权威的信息枢纽。

　　全媒体作品生产能力显著增强。新闻报道的核心是产品。各试点媒体坚持主流价值导向，强化内容创新，将全媒体传播产品作为生产流程的基础和灵魂，充分运用视频化、故事化、场景化等方式进行内容表达，使融合产品成为常规之作、主流之作。从H5互动作品、VR/AR沉浸式报道到原创短视频、微纪录片等，爆款精品迭出。2025年地市级媒体38件作品获得第35届中国新闻奖，其中包括新闻直播、融合报道、纪录片、新闻访谈等多种形式，获奖总数比上年增长23%。

　　外宣“出圈”国际传播效能不断提升。精准对接海外受众，拓展国际传播“版图”。目前全国成立50余家地市级国际传播中心，已成为传递中国声音、交流中外文化、促进国际合作的桥梁。各地深入挖掘本土特色，扩大国际传播影响。如广西崇左市融媒体中心打造“崇左译制”“壮播崇左”等品牌，海外受众占22%，全网总播放量破10亿，展示出地市级媒体“连接世界”的巨大潜力和优势。

　　媒体参与社会治理空间越来越广阔。系统性变革极大拓展了其功能边界，提升了转型效能，使媒体成为集信息发布、政务服务、民生服务、社群互动于一体的城市综合服务提供者，“媒体+政务服务商务”渠道越来越多。主动融入社会治理领域，搭建“问政平台”连接市民与政府职能部门，开通“便民服务”入口关系到千家万户，媒体的社会价值与能力得到空前提升。

　　“自我造血”功能逐步恢复。具有双重属性的地市级媒体“造血”能力的强弱关乎生存发展。经过融合转型，地市级媒体的“造血”功能显著增强。一些过去靠“输血”维持运转的媒体，逐渐走出经营困境，开始打破单一创收小循环，把经营触角深度嵌入社会治理和跨界运营。技术服务、活动营收、政府购买、内容付费等多元收入结构，成为媒体经营收入的重要保障。

　　存在的主要问题

　　体制机制改革深度不够。浅层次的制度规范和组织架构变动较多，但触及利益的深层次破题较少，如彻底打破人员的职称职级和事业编制限制还有难度，媒体行政化倾向没有完全消除，市场化机制尚不健全。

　　主力军挺进主战场步伐不快。传统媒体人员转型较慢，全媒体技能欠缺，因此投入互联网战场“兵力不足”。有的新媒体人员不足五成，超过一半的力量仍放在传统媒体端。

　　全媒体传播评价体系不健全。建立健全遵循全媒体生产传播规律的考核、评价和激励机制，是推进系统性变革的重要前提和任务，但有很多地市级媒体仍在“新瓶装旧酒”，沿用传统媒体考核办法和模式，制约了全媒体效能。

　　纵向联动的协同性不强。绝大部分媒体横向融合和内部循环顺畅，然而有些媒体同中央、省和县级媒体牵手互动不够。媒体间竞争固然存在且不可避免，但合作共赢才是融合的方向。

　　启示及建议

　　顶层设计是“指挥棒”。媒体系统性变革必须是“一把手”工程，需要决策层的高位谋划智慧与魄力。可以说每一个成功的案例背后，都有一个具有前瞻视野的“指挥者”以及坚定有力的领导集体。不仅要做到资金设备的坚定投入和重大事项的果敢决策，更要敢于打破坚固壁垒，支持建立有利于全媒体传播的组织架构和激励机制，给媒体的探索容错试错留出空间。但顶层设计是“蓝图”，执行层面需防止“蓝图依赖”，需要因地制宜落实推进“施工图”，在坚定的战略方向与灵活的实施路径间保持平衡。

　　机制创新是“突破口”。这是最坚固的壁垒，打破它的意义在于“解放生产力”。传统事业体制与互联网运行机制，本身存在着内在的矛盾。若无实质性创新突破，一切改革便无从谈起。若机制被激活，则会“激活一池春水”。如以“项目制”为抓手的灵活组织、以传播效果为导向的激励机制等，其本质是通过制度松绑，打破机制束缚，从而增强内生动力。

　　内容生产是“压舱石”。在信息过剩时代，媒体的优质内容生产是根本。做精品内容是媒体职责所系，是媒体生产能力的关键所在。无论媒体形态如何改变、传播方式如何演进，媒体价值的核心永远是内容，因此要以精品内容打造媒体融合的核心竞争力。

　　技术赋能是“驱动力”。中国记协党组成员、书记处书记殷陆君认为，信息技术迅猛发展深刻改变着内容生产、传播格局和媒体形态，技术是助力媒体快速航行的帆，更是推动全面变革的引擎。地市级媒体自身技术力量有限，但技术赋能绝不是花钱购买几套先进设备或智能系统，而是要真正感知前沿新技术的力量，将其深度嵌入内容生产传播的全链条。技术需要人掌握和运用，其目的是让人从烦琐重复的劳动中解放出来，让传播体系更智能、更精准、更高效。但若缺乏科学引导或过度依赖，为追赶潮流而盲目部署引进技术，势必会造成资源浪费或效率低下等适得其反的后果。

　　生态重构是“软环境”。以智能化产品生产和数字化传播为核心的要素组合，构成新型的全媒体生态。其重点在于信息流动与结构平衡、资源配置与内外环境适配，是一个动态融合的闭环系统。可以说，构建一个全媒体传播、可持续发展的生态环境，是推进系统性变革的基础工程。

　　价值重塑是“硬支撑”。此为最深刻的变革，也是最深层次的启示。其逻辑和价值不仅在于传播，还要通过信息聚合、资源链接、功能拓展等，赋能社会发展、民生服务和基层治理等方方面面。这是硬道理，也是媒体存在发展的硬核力量。

　　全国首批60家地市级媒体融合试点的实践，其本质是新质生产力驱动下的媒体革命，是一场重塑生产方式、再造生产关系的全新变局，是解决主流媒体出现的“结构性软肋”问题，实现共融互通、催化融合质变、放大一体效能的探索和实践。其在体制机制、传播结构等重点领域发力攻坚，较好回答了“为何融”“融什么”“怎么融”这一系列时代之问。面向未来，地市级媒体要自觉承担起主流媒体的使命担当，以更大的决心和智慧，在学习、借鉴和创新中持续推进系统性变革，建成基于新型传播平台的全媒体格局，不断提升主流媒体传播力和影响力，在巩固壮大新时代的主流思想舆论中贡献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