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名传播学者，喻国明始终走在前沿。在明确“ChatGPT是划时代的”此后几年，他笔耕不辍。

　　2024年AIGC进入场景化的应用期，他说“在商业之后，媒体会是大模型落地场景的首选”。

　　他对年内提出的“推进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有透彻的思考和研究，认为这并非换汤不换药的口号，而是“一个重大的政策调整”。

　　在这个潮流中，“我们要看得很清楚，现在就是拿生态来动刀，而不仅仅是做好我自己”。

　　▍AIGC的未来趋势是人机结合

　　「广电独家」：2025年一开年，AI行业就迎来了一场“狂欢”——国内的DeepSeek短短数日登顶全球应用下载榜榜首。它的突破，对我们媒体人有哪些启发？

　　喻国明：如同我们媒体人一谈到创新与突破时总是臣服于现实的限制而感到无法作为，DeepSeek在人工智能领域所受到的限制或许比我们还要大。因此，来理解DeepSeek的成功模式就特别具有启发意义。

　　首先，DeepSeek本质不是“追赶”，而是“规模化必然性”。

　　DeepSeek这次的突破，并不是因为他们“超越”了OpenAI 或Anthropic，而是大模型技术的规模经济曲线早已注定了这个时间点的到来。

　　2024—2025 年，所有有充足资本和工程能力的团队都可以沿着“成本下降—模型规模扩展—强化推理优化”这条既定曲线，达到今天DeepSeek这个点。这不是中国的奇迹，而是全球AI竞赛的必然结果——只是这一次，某家中国公司率先触及了拐点。

　　其次，DeepSeek本质上不是“创新”，而是“工程极限探索”。

　　DeepSeek的核心优势，并非架构级别的颠覆，而是极致的工程优化。他们在Key-Value缓存、Mixture of Experts（MoE）以及强化推理训练（RLHF/CoT）上进行了更深入的利用，这些都属于“提高计算效率”的路径，而不是OpenAI、Anthropic、DeepMind那种具备基础理论突破的研究。

　　换句话说，DeepSeek的成功，是把产业链上已知最优的工程手段发挥到了极致，以更少的资金、算力、数据跑到了曲线的某个领先位置，但他们并没有创造新的数学、认知或范式转变。

　　第三，DeepSeek的成功并非抄袭了OpenAI，而是源于“知识的流动不可阻挡”。

　　OpenAI 指控DeepSeek“蒸馏”ChatGPT作为二阶段训练数据，但哪怕DeepSeek没有接触OpenAI数据，他们依然能沿RL强化推理路径做到R1-Zero这个水准。原因很简单：所有AI领域的研究都是在开放论文、开源代码、工程最佳实践的累积上不断优化，而不是封闭开发的孤立进步。DeepSeek的R1-Zero本质上是中国团队基于全球AI社区已有的优化策略，独立复现了一条近似的性能爬升路径。

　　上述DeepSeek成功的三大原因，本质上对于我们媒体业的创新与突破而言也同样适用。关键在于——

　　第一，我们是否充分分析了现有体制规则与媒体生态所提供给我们的所有可能性和机会？第二，我们是否具有洞察我们自己所处的具体场景与发现新的需求的能力？第三，我们是否创造了一种新的模式去充分利用我们可及的资源、技术和团队去实现极致化操作的行动能力？

　　如果我们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做到这一点，我们就有可能创造出属于我们自己的DeepSeek式的成功与突破。

　　「广电独家」：不过，就新闻传播而言，有人认为“AIGC对新闻业最大的作用是生产边角料”，您是否认同这一观点？这是否意味着AIGC短时间内还达不到对于生产力的深层改观？

　　喻国明：今天我们任何一种技术进步，都可以借鉴改革开放的智慧。之前我看过一篇文章，大意是说中国的改革开放就是“农村包围城市”。

　　中国的改革要强调基本面的稳定性，越是中心的东西，越涉及基本面的越要稳定有效，所以改革一般都是在无伤大雅、无关大局的领域去尝试。这实际上是新东西导入一个领域、一个社会、一个时代的基本顺序。

　　中国是一个关系既传统又复杂的国家，相对来说，需要用渐进式的方式来解决问题。存量不变、增量改革，既有的利益关系都保持着，又通过增量加了很多新的时代性因素，等增量做到足够大，比存量还要大的时候，整个社会的结构、行业的结构就会自然发生深刻的改变，这是一个复杂大国在接受一个新生事物时的一种必要选择。

　　同理，任何一项新技术、新变化的进入，先从试点、边缘开始尝试，出现了问题也无关大局；但如果逐渐总结了好处、经验和可行性，它就会逐渐渗透，直到最后形成新技术的扩张；到了汪洋大海阶段，最后一个问题无非就是拍一个板，解决了就是了。

　　这对“边角料”也有好处，就是给了它生存空间，而这种生存空间的给予又不影响到我们的基本盘、基本面，既保留了我们稳定的权力基础，又使它有一定的发展空间。这实际上是制度安排的问题，并不是这个技术只能解决边缘性的问题，不是的，我们要给它的进驻提供一个所谓的安全通路而已。

　　「广电独家」：如果我想用AI做出90分的东西，我需要达到100分吗？

　　喻国明：一是要看AI本身的迭代程度。

　　按现在的预测，当AI发展到GPT5.0以后，它的参数量已经比人脑的参数量大20倍以上的时候，再加上算力支撑和算法学习，在很多问题上有超越某一专业领域90%的人的能力，应付一般场合就足够了。

　　现在有的品牌的营销小作文就用大模型写，比如汽车，大模型可以把汽车市场上对产品要求的所有要素都用一个模型聚集在一起，形成一个文本基础，然后再给它一个关键词和汽车本身的技术特性，它就可以形成这个主题词之下非常专业的500字小作文，而且效率高，一分钟能形成350篇左右。当然，如果从更高的标准要求它，就要对它提出要求。

　　二是看到未来的趋势是人机结合——对AI达不到的东西作人工修炼。

　　并不是说它能完成所有工作才叫人工智能，人类永远有AI所不及的能力，只是说未来基础性工作可以减轻很多，你的才智、能力要跟机器本身作协同配合，这才是未来工作的基本样貌。比如语言风格，希望它像鲁迅一样去表达，像余华一样去表达，它是可以学习的，而且表达还挺惟妙惟肖的。

　　▍AIGC背景下，2025年内容创作趋势

　　「广电独家」：AIGC及相关技术的应用趋势下，您认为2025年内容创作将面临哪些范式转型？

　　喻国明：第一，在商业之后，媒体会是大模型落地场景的首选。而媒体在使用它的过程中，如果能反其道而行之，也能形成优势。

　　我们这个社会越来越成为计算传播的产物。比如我前两天接到了一个企业微信，说你买的鱼油应该已经吃完了，我现在还可以提供，并且在上次的基础之上给你再打八折——他已经了解了你的消费速度。如果我们不考虑隐私，的确方便，也能接受，但问题在于，如果这种东西越来越多地进入我们的人生，那我们的人生是什么呢？是被计算传播安排的韭菜，没有自己的想法，没有自己的追求，没有自己的活法，在计算传播规范之下按部就班地活着。这实际上是不符合人性的。

　　如果从人生命的角度，人存在的角度来说，要有一个“负熵”的过程。什么叫“负熵”？就是跟大家不一样。追求不一样的生活、不一样的样式、不一样的选择，这才叫人。人生的进步、人类的进步，就是在子代否定父辈的过程中实现的。

　　未来的社会生活要更多强调反计算传播，要扩大人认知的边界、视野、层次和细粒度等，要使人的认知突破现有的界限，形成更多的选择、更加个性化的主张。在计算传播的大背景之下，能够让人更有尊严地活着，更有个性地活着，这才是符合人类文明发展的东西。

　　人工智能，归根结底解决的是基座的问题。我现在经常打一个比喻，人工智能解决的是下半身——人类的生存发展，也就是人类社会的基本秩序、物质供应等，但是人的上半身——精神追求、文化追求、个性追求、自我解放的追求，要靠认知的解放和导引来形成。因此，如果主流媒体在计算传播割韭菜的大背景之下，有一种反割韭菜的认知，能够提升认知模式的话，就会有所作为。

　　第二，我们的内容可以更多诉求情绪、直觉。我们经常讲主流价值观，那要转化成解决问题的方案才行。

　　前段时间我们遇到一个短视频平台的咨询，他们最近有舆情，因此有些紧张，说我们也不想出现这种情况。我说不是你们想不想的问题，短视频时代跟过去的文字时代不同，文字比较适合长链思考，是慢思维的，适合去思考更多结构性的东西、相关联的东西，但是短视频呢？它各种各样的表象性要素让你一下进入某种沉浸感，使你迅速进行视觉判断，这是一种快速判断，更适用于直觉性质、情感性质的短链思考——它快，但不深刻。

　　激发情绪、贴标签、刻板印象，这些都是短视频激发用户的利器。尤其是仇恨情绪的煽动，大家愿意多看一眼，这也是短视频天然的。

　　默多克很早就说过一句话，大意是如果一个电视节目办得不能让人看了以后兴奋起来，生气、愤怒，这个电视节目就不合格。默多克虽然不是理论家，但他本能地了解到电视就是一个情绪媒介。很大程度上，今天短视频强化了这种情绪媒介的功能。

　　于是，我向这家公司建议，你们的平台应该有情绪计算功能，一旦负面情绪、仇恨情绪达到一定程度，就可以限流。这当然会有一些损失，但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你们的安全收益就更高了，你们在舆论场里所呈现出来的积极样貌相对来说就更丰满。

　　主流媒体当然也可以诉求情绪、直觉。当年我看过“广告饕餮之夜”（编者注：法国广告人举办的世界影视广告精品展映活动），会播上一年度全球最好的广告创意，真的让人觉得比电影都精彩。

　　广告当然不能宣传负面情绪，它有一个特别好的情绪方案，就是幽默。西方主流广告，尤其是大品牌广告，都是用幽默的方式来表达自己。幽默就是一种情绪，激发你的会心一笑也好，或者情绪上某个痛点的一颤，有的是明面上，有的是暗线慢慢积累，到某个时间点上这个包袱一下子掉下来，造成巨大的反差，你会感受到巨大的幽默。这实际上就是链条被拉长了，层次被穿破了。

　　这是一种准长链思考、准跨界思考，它比一般的情绪性渲染更佳，是在所有情绪性激发当中最有跨越思维、深刻思维的一种表达形式，也是一种有力量的表达方式，一种符合逻辑表达方式。做主流媒体的人，可以用幽默来表达主张。

　　所以我想2025年的内容表达里，情绪价值一定深埋于各种各样的价值实践中。这种情绪价值实际上是一种基础性、主流性的外包装，而内里是肤浅还是幽默，则是区分有品格和无品格的内容生产者最重要的一个标准。

　　因此很大程度上，主流媒体进入短视频领域，幽默风格应该是首选的表达风格，并成为对抗肤浅、仇恨情绪的一种利器。这会是一个很重要的趋势。

　　▍“系统性变革”解决的是生态级问题

　　「广电独家」：您如何看待“推进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的提出？

　　喻国明：媒体融合概念作为国家发展战略进行了十年，其间投入的资源力度、人力物力、政策支持，可以说国家能做到的都做了，问题在于效果怎么样。

　　我很欣赏上海市委、市政府现在对于上海几大宣传线的改革，把所有的东西都收缩成三条线，留下保底的东西，把能收的都收掉，其他及时向线上智能化去转移，“用互联网思维主导资源配置”，没有流量、没有效果就要被淘汰，这才是明智的做法。

　　“系统性变革”是一个利好。十年之后，国家发现媒体融合不可能再有什么突破性进展了，是时候进行政策调整了。

　　「广电独家」：所以您赞成这是一个实质性的改变？

　　喻国明：这是一个重大的政策调整，只是，不能用新东西来否定掉过去的东西。

　　媒体融合本质上就内含了一体化的概念，但很多人的理解都是从传统主流媒体出发来进行所谓的融合发展，其实还是以供给侧的角度去改善舆论的状况和信息传达的有效性。

　　现在讲“一体化发展”或者“系统性变革”，其实就是从供给侧开始转向整个媒介生态级的改变，这是真正含义。

　　我们现在发现，真正决定传播生态的是平台级媒体，过去我们并没有把它跟主流媒体作为同一种价值媒介，只是作为一个流量平台去规范管理，而现在一提到“系统性变革”和“一体化发展”的时候，题中应有之义就是对这些平台有了更高的要求——流量必须服从于主流价值的落地。

　　因此这一轮的系统化变革，与其说是对主流媒体的要求，不如说是促成平台级媒体跟主流媒体相融合、至少相协同的一种国家级战略。换句话说，流量媒介一定要跟住价值媒介，主流媒体也要和流量平台相向而行，彼此之间协同融合，这是一体化发展的真正含义。

　　我们要看清楚，现在就是拿生态来动刀，而不仅仅是做好我自己。所以对于主流媒体来说，下一步的发展不是自身那十几个人、七八条枪如何去摆布，而是如何去跟某个互联网流量平台做共创，做业务的合作、技术的相融。在这种结合当中，主流媒体不会是一个过客，也不是简单的用户，而是会成为重要的参与者。

　　▍大媒体依托宏观变动，小公司要作局部拓展

　　「广电独家」：主流媒体很忌讳讨论“借船”的问题，在您看来，会发生根本改变吗？

　　喻国明：“借船”是当你没有控制力的时候，拿点小钱，它能养活你，但你不可能有翻天覆地的改变。这就是过去主流媒体跟流量平台合作的一个基本状况，它是把你作为一个用户来看待的。未来，主流媒体不是用户，而是合作者、共创者的概念，你的背景、地位是有巨大提升的，要分享数据、分享流量、分享收成。

　　对于流量平台来说，国家对你会有各方面的要求，必须完成一些功能，而这些功能常常只有主流媒体才能做得到的，你做不到，就只能去跟主流媒体合作。这是一个特别明确的趋势，很多人现在还没看清楚。

　　以后可能会出现这样一个情景：流量平台向中宣部、网信部门报喜，说我们跟人民日报共建了一个社区，或共建了一个服务平台。那个时候，不只双方共享收益，连数据都由人民日报、新华社这样的主流媒体分享，那才是一体化发展的目标所在。

　　「广电独家」：可是，不是任何主流媒体都有和流量平台对话的能力，有的甚至毫无议价权。

　　喻国明：大媒体有大的活法，主要是靠宏观基本面的变动；而小公司要在这种大形势大背景之下，去作某个局部、某个方面的拓展。

　　我们发布的《2024中国互联网营销发展报告》指出，前十大平台性媒体占有整个互联网营销96.1%的份额。换句话说，除了这“十大”之外，其他零零散散的广告公司只分享那不到4%的市场份额吗，集中度进一步强化。这就是互联网的“地域消失”，必然会出现寡头。

　　在这个前提下，小公司有三种做法。一是倒闭。二是违规经营。比如现在有很多在私域卖货的其实是把单子导到京东、拼多多上去，他的“低价”比购物平台价格最低的同类产品都高50%左右，这是靠投放广告截流利润，实际上是一种价格欺诈。这在国家相关政策力量没有达到的时候可以短期挣一点钱，绝对不可能是长期的，而且模式的衰败也很快。

　　还有一条路，就是做规模性业务，需要更加深入到某一个局部逻辑之中，解决垂直领域的专门化问题。但这也要求转型，用一种完全不同的模式去做，而不仅仅是提供信息宣发。

　　我举一个例子。日本的报纸发行在全球是做得最好的，《朝日新闻》发行900多万份，《读卖新闻》好的时候能发行1400多万份——日本1亿多人口，几乎每户都有一两份报纸。

　　发行靠谁做呢？社区的报刊发行站，而且它们不收报社的钱——只要有订户，我就给你发。这些发行站靠什么生存呢？它们依赖地域经济的圈层结构，做插报广告，而且插报广告有时候比报纸的内容还多，它告诉订户各种各样的商业信息、旧物交换信息，而它要收的就是交换旧物的钱，比如登一条交500日元。这钱不多，但是有一套全新的盈利模式。

　　它根据发行点居民区地理位置的远近，比如说500米之内的超市、一公里之内的汽车修理厂、5公里范围之内的服装店之类的，按照人们购买习惯的概率高低，形成了一个消费生活地图，它所采集的广告是这个生活圈里边信息互通的需要，你拿到这个，是可以安排自己日常消费的。

　　这种信息服务模式的主打诉求，跟做媒介是不一样的。如果你还没认识到这样一种改变的话，那你再怎么转型，只是把层次降低了——过去报全国新闻，现在报咱村的新闻、咱炕头的新闻，谁看呢？

　　要做盈利模式和价值模式的深刻转型，就要深入到更加具体的、高场景度的空间里去看人们有哪些需要，你的能力能够填补哪些需要，成为高场景度社会生活末端的一个媒介。在这方面能够有所作为的话，是可以成功的。

　　再举一个例子。比如很多企业想办一本内刊来宣传一下董事长的声音、企业的活动，再做一点企业文化什么的。有人说一家企业每年要花100多万元才能办一本内刊，而有一个公司把这项业务接了过来，每年只需要企业支付10万元。

　　它是怎么做的呢？其中有三分之二的内容是根据行业特点在一个分门别类共通性的数据库里面去抓教育、科技、娱乐等各种各样的企业文化内容；大概有三分之一的内容是企业个性化的信息、规章、活动等，去做专业化的触点。

　　一个公司做100多家企业的内刊，一家企业赚10万元，就能赚1000多万元，但成本算一算300万元就可以覆盖。产品规模做得很大，而其实内部很精干，并不是个大公司，这就叫精细化，所以小也有小的好处。

　　这实际上是一个业务转型、模式转型和深度下沉的过程，而不是做媒体的永远只做媒体。媒体的确有一些自己的专业能力，用这种专业能力去做其他的信息勾连工作，一样能够做得有声有色，只是说目标诉求和引领模式要做一个巨大的转型而已。

　　「广电独家」：现行的内容范式基本上都是传统媒体创造的，就互联网这么多年发展而言，似乎真正的技术只有算法，真正的内容只有短视频，没有改变内容生产的内核，当然还有缺乏“灵韵”的问题。

　　喻国明：这就是贵族式的傲慢了。就像工业化初期，当时贵族看不起开工厂的资本家，觉得你这做的也没什么东西，而且多不讲人情啊，而我们连对自己的仆人都施以关怀。

　　短视频现在占有90%以上的社会交流、社会表达，我们就要接受这个时代的先进事物——它在技术层面上是先进的，在文化内涵上可能是缺乏的，但这种缺乏必须要用这种先进的技术去激发和引流，才有可能使它变得完善。

　　如果我们看到今天短视频的某些空洞、短视、肤浅，那我能不能用同样的引流方式让它变得深刻、厚重起来？这就是你的作为。

　　所以不要看不起，要用自己的努力去改变它。当我们做起来的时候，才能真正改善这个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