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两年，以“建设性新闻”为核心议题的中文论文数量显著增加，建设性新闻日益成为我国新闻传播学科研究的热点问题。但是，学者们对于中国建设性新闻由来的阐释存在着些许不同。在欧美建设性新闻理念引入之前，我国是否存在建设性新闻的发展脉络和民众基础？针对这一问题，本文选取电视问政作为研究对象，将电视问政的概念、特性与建设性新闻理念相对比，进而探索电视问政的建设性面向，论证我国建设性新闻的渊源和基础。

　　我国的电视问政节目兴起于20世纪末、21世纪初，在广播问政热潮的推动下，《“一把手”上电视》《沟通无界限》等一批电视问政节目在一些城市电视台出现，2010年杭州电视台推出的《我们圆桌会》和2011年武汉电视台推出的《电视问政》都是此类节目的典型代表。电视问政在全国范围内引发广泛影响后，我国学者尝试从不同角度对电视问政的概念进行探讨，虽在表述上有所不同，但都强调了电视问政的两个重点：一是电视问政注重参与性。电视问政不是由官员向公众的单向度传播，而是官员、媒体、公众三方互动的过程。媒体与公众成为政务讨论、政策施行、意见反馈中积极的参与者。二是电视问政聚焦社会问题的解决。政府官员和公众就公共事务展开讨论的目的是发现社会问题，探讨问题的解决之道，从而解决问题，为人民谋福祉。

　　事实上，电视问政概念中强调的这两个关键点，已经体现出了它的建设性面向。当下媒介环境中的“建设性”一词，其意义主要是由建设性新闻的相关话语建构起来的。在这些学术话语的建构之下，“建设性”与建设性新闻的主要特点相关联，形成了积极的、参与性的、关注社会问题解决方案的意涵。因而，电视问政概念中强调的参与性和对社会问题的解决，属于建设性元素，被囊括在建设性的意涵之中。从概念上看，电视问政具备建设性的面向。

　　电视问政在性质特征层面，也折射出鲜明的建设性倾向。电视问政是一个由媒体打造的“去中心化”权力空间，在这个空间中官员、媒体、公众三方共同解决社会问题，参与社会治理。节目以快感生产的方式，唤起公众的积极情绪。以下，笔者从媒体参与、问题解决和快感生产三个向度，探讨电视问政的建设性面向。

　　（一）媒体参与打造“去中心化”权力空间

　　在电视问政中，媒体通过电视仪式重构了官员、媒体、公众三者的关系，建构了一个类似于马克·波斯特所言的“去中心化”权力空间。[1]在这个空间中，官员的“话语霸权”被消解，传播也由单向度的传播转变为多向的、去中心化的对话。具体而言，媒体主要通过场景布局和主持人安排，设置了平衡官员与公众权力关系的电视仪式。首先，电视媒体利用灯光、舞美、机位等，搭建了仪式化的舞台。比如，在武汉电视台《电视问政》这类问责性较强的节目中，灯光和舞美一般都是冷色调，政府官员被安排在舞台的中心位置，面对摄像机。这种设计渲染了一种庄严、肃穆的仪式氛围，让官员直面现场观众和电视观众的目光，形成福柯“全景敞视”的隐喻。在充足的光线和观众注视形成的“捕捉器”中，官员一改现实中的权威形象，由审视者转化为被审视者，而公众的话语地位则得到了相应提升。其次，在电视问政中，主持人不再是官员的“传声筒”，而是以控制话轮、向官员提出质询、代表公众发声等方式，平衡官员和公众的权利关系。主持人不再附庸于官员的观点；相反，主持人会以平等对话或者犀利质询的方式消解官员的权威，从而赋予公众更多的话语权，推动公众参与问政、问责。

　　电视问政“去中心化”权力空间的打造，实质上是媒体赋权公众，与公众共同讨论、处理公共事务的过程。媒体在其中促进话语表达主体的下沉，推动公众参与解决社会问题，扮演了积极参与的角色。这种做法显然符合建设性新闻的要求和“建设性”的理念。建设性新闻强调媒体和记者不是传统意义上超然的存在，而要作为积极的参与者推动事情的发展。从这个角度看，电视问政符合建设性新闻的生产规范。

　　（二）以解决问题为导向的操演逻辑

　　多有研究将电视问政中的“问政”与《礼记·中庸》中的“哀公问政”关联起来，把“问政”阐释为讨论政务、政事。但事实上，电视问政的作用不止于讨论层面。电视问政是多地政府“治庸问责”计划的组成部分。整顿干部作风、优化政府职能、解决社会问题是政府推动电视问政发展的初衷。在政府主导的框架下，节目遵循着一套 “提出问题→寻求方案→解决问题”的操演逻辑。节目开端往往会以资料或者暗访短片的形式提出当下政府工作中存在的问题；接着，公众对相关部门的官员进行质询或者与其就该问题进行讨论，质询或讨论的结果就是针对该社会问题的解决方案、处理对策；在节目播出后，政府和媒体会对节目中反映出来的社会问题持续跟进，以确保问题得到妥善解决。

　　电视问政这种以解决问题为导向的操演逻辑，符合建设性新闻所提倡的理念。建设新闻的支持者强调为社会问题提供解决方案是一种可以在建设性报道中运用的积极心理学技巧。媒体在为公众报道了冲突、争议性的信息后，应该为他们提供富有成效的解决方案，让他们根据自己所听、所读、所看的内容采取行动。学者们为这一方法找到了心理学的理论支持，心理学学者将新闻报道中的解决方案称为“连贯的积极解决方案”，他们认为当人们阅读了“连贯的积极解决方案”之后，在情感上会产生问题被解决了的终结感，从而获得更加积极的感受。[2]这样的心理感受同样作用于电视问政的观众，当节目中提出社会问题的解决方案，并且官员表示会按此执行之后，观众会产生问题得到解决的认知。因此，电视问政以解决问题为导向的操演逻辑是其建设性的向度之一。

　　（三）生产快感唤起积极情绪

　　在电视问政节目中，我们经常会看到这样的现象：出现问题的官员在台上脸红、卡壳、出汗，台下的观众对这样戏剧化的场面拍手叫好，展现出快乐的情绪。这种现象以约翰·费斯克的快感理论进行解释，就是大众在与社会权力对抗的过程中获得了一种自下而上的快感。[3]观众在节目里不仅能看到原本高高在上的官员战战兢兢、冷汗连连，手中还掌握着关乎官员仕途的“生杀大权”。按照快感理论，大众作为“服从性权力”在对“宰制性权力”进行抵抗时，会获得自下而上的快感。这种快感既是生活中压抑情绪的宣泄，也是“主人翁”般的精神满足。电视问政以快感生产的方式，使观众产生了一种快乐的情绪，增加了自我效能感。由于快乐在情绪的离散图谱中属于积极情绪，所以电视问政实际上对观众起到了唤起积极情绪的作用。

　　唤起积极情绪也是建设性新闻的特征之一。建设性新闻运动发端于对西方传统新闻价值取向的反思。其倡导者认为传统新闻中消极的、冲突性的报道会引发负面情绪，使公众产生“同情疲劳”，造成新闻回避等行为。而积极的情绪可以提高人的注意力和认知能力，使个体的思维更加灵活，更加富有创造力。他们主张将构建世界幸福模型、唤醒积极情绪、提建设性采访问题、加入PERMA元素、提供解决方案等积极心理学技巧融入新闻生产之中，从而使公众对报道产生更加积极的认知。[4]虽然电视问政和建设性新闻所运用的手段不同，但它们在产生的效果上是相似的，二者都使公众产生了积极的情绪。因而，以快感生产的向度观之，电视问政也是建设性的。

　　综上所述，电视问政从概念和特性上看，注重媒体参与，聚焦解决问题，唤起积极情绪，具备建设性的面向。尽管我国的电视问政产生于建设性新闻运动之前，也没有旗帜鲜明地宣扬自身的建设性，但实际上电视问政与建设性新闻在理念上有重合，在逻辑上有顺承。这表明，于我国而言，建设性新闻的理念和实践并非完全的“舶来品”，它在我国新闻发展的脉络中存在基础且有迹可循。我国的建设性新闻实践只是在当下这个新闻业变革的时间节点，与全球的建设性新闻实践发生了同频共振。另外，建设性新闻是在新闻业危机的语境下，新闻从业者以一种变革的视角进行的自救式探索。我国的建设性新闻实践还处于起步阶段，电视问政作为新闻变革中媒介功能转型的典型模式，其具体做法和实践理念对我国建设性新闻实践的进一步发展具有启示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