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胡正荣

　　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加快推进媒体深度融合发展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意见》中明确提出“推动媒体融合向纵深发展”总要求，特别突出“要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加大全媒体人才培养力度”两个努力方向。由此可以看出中央加速推进媒体深度融合的勇气、毅力和决心。

　　可以将体制机制改革与全媒体人才培养比喻成媒体深度融合的任督二脉，这两处不通，则其他难顺。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主流媒体就一直没有停止媒体体制机制改革：

　　从20世纪70年代末期就开始了部分广告经营尝试；

　　在80年代末期特别是90年代初期，个别媒体已经开始了事业单位管理、市场化运营的尝试；

　　在90年代中后期开始了“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集团化管理，部分媒体业务和链条开始了市场化和资本化运营等。这些都是20世纪主流媒体体制机制改革的实践与成果，也奠定了我国主流媒体进入21世纪后的活力释放和蓬勃发展。

　　21世纪后，出版社转制，报纸广电成立全资传媒集团，影视行业产业化、市场化等，都给主流媒体体制机制注入了活力，更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推动力和转型升级的关键驱动。

　　20世纪90年代中期，互联网开始在我国普遍使用，到21世纪第一个十年，互联网，特别是基于PC端，以门户流量为特征的WEB 1.0，对主流媒体体制机制创新又提出了新要求，主流媒体开始改革二级机构，成立网络部，以期能够赶上新技术要求。

　　21世纪第二个十年，基于移动终端的社交媒体爆发，各种移动应用海量增长，给传统主流媒体带来了巨大冲击和挑战。

　　传统主流媒体在顶层决策机制、人财物资源配置手段与方式、外部供应链与价值链系统、内部组织架构与流程等各个方面，都暴露出了与网络时代日益不匹配的窘态和疲态。可以说，目前的改革几乎还是在工业时代传统媒体框架下进行的，仍然没有探索出网络时代新型主流媒体的体制机制，特别是符合全媒体发展的体制框架与机制体系。

　　主流媒体的体制机制改革可以分两个层面。

　　一是体制层面，主要指媒体机构的属性、媒体结构体系以及媒体监管体系等。具体而言，改革的点可以有这些：

　　首先，主流媒体的属性界定，特别是媒体融合后的新型主流媒体的属性如何界定。到底是公益一类还是公益二类，这有着非常明确而不同的政策边界与监管要求，也给媒体机构提出了不同的使命、功能、职责与发展模式的规定。从媒体融合的现实看，媒体务必要增加服务功能，这样才能够满足社会需求，因此，融合媒体乃至全媒体不可能只有纯粹的公益服务，而不进行必要的市场运营与经济效益的获取。

　　其次，主流媒体的结构体系，特别是新型主流媒体的结构体系，需要适时进行结构性创新与升级。我国主流媒体的结构体系基本上有两个特征，一是层级化或称地域化分布，即中央媒体、省级媒体、市县媒体，报纸主要为三级分布，广电为四级分布，每个层级没有隶属关系；二是部门化或称行业化分布，即许多部委、许多行业都有自己的行业媒体机构。前者可以简称为横向结构，后者可以简称为纵向结构，二者有时候又是相互交叉的、混合的。因此，改革难度很大。可是，媒体融合很难只做一个区域或者一个行业的媒体融合，网络时代的信息传播是没有层级或地域、部门或行业的截然割裂的。因此，媒体融合应该尝试媒体的跨区域横向融合，或者跨行业横向融合，或者从央媒到基层的垂直融合，同行业、同领域的垂直融合，从而真正搭建有影响力的新型全媒体综合平台和全媒体垂直平台。

　　第三，主流媒体的监管体系，特别是新型主流媒体的监管体系需要全新的制度设计与安排。面对媒体融合之后全新的全媒体综合平台或者全媒体垂直平台，一体化监管的新型主流媒体监管体系需要破茧而出。

　　二是机制层面。这个主要指主流媒体机构的内部组织设置、业务流程以及管理体系等。可以深化改革的点有这些：

　　首先，内部组织设置，即由中心制、频道制，逐步转向项目部制或者产品事业部制。

　　其次，业务流程打通。新闻业务已经基于“中央厨房”类系统打通了策采编评发流程，急需将非新闻类产品与服务的流程打通，上游与下游、网上与网下、内容与运营融合。

　　第三，内部管理体系，以扁平化为基础，以用户为驱动，以各类服务（含政务、商务等）为面向等，配置人财物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