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2015年，中国电视荧屏上凡是能叫得上名字的节目，都与韩国有着各种关系。从模式引进、联合制作到共同研发，基于文化共同的韩国电视人思维，基本可以找到中国观众的兴奋点，再基于地缘相近的优势，韩国电视人的技术优势迅速在中国各电视台留下印记。

　　于是两年后，韩国文化产业找到离自己最近的商品倾销地，负债累累的韩国电视台靠着输出中国的一档节目起死回生，韩国电视人在备受尊敬的同时赚的盆满钵满。而中国文化产业呢？依然停留在复制商品的层面，中国电视台只恨自己没有抢到韩国节目版权，对自己的原创依然缺乏耐心。

　　中国电视人虽然有部分在中韩联合制作的过程中，取得长足进步，但更多人，已经习惯了韩国人的操作，而自己落地一身轻松。

　　广电总局一直在提倡节目原创，从文化自觉的角度讲，作为重要意识形态产品的电视节目，唯有原创为主流，才能引导社会价值导向，进而考虑产品输出。很显然，中国电视离产品输出还离的太远。

　　2016年新年伊始，圈内人关于电视节目讨论最多的无外乎这么几个话题：

　　韩国节目被掏空后，哪个国家的模式会被填补；

　　总局对真人秀的内容限制；

　　广电总局对网剧的限制。

　　除了模式引进方的考虑，就是政策限制下如何调整，似乎大家已经不再讨论原创节目的生产体系，以及由此倒逼电视市场的调整。

　　这大概是中国电视的一大悲哀，我们连原创的耐心都被寻找国外模式的急迫挤压。面对韩国节目的汹涌，我们是不是应该借鉴他们的创意生产环境、节目试播体制、编剧培养方式、导演养成过程，而不是简单的抄袭或模仿或直接拿来一档节目呢？

　　一、韩国节目的创意从哪里来？

　　创意是节目的源头。我们要做什么样的节目，或者说节目的诉求，决定了节目的整体构成和表现方式。在韩国电视圈一直流有这样的传说：

　　“几个导演和编剧在一起吃饭，边喝酒边聊现在的韩国社会状况，吃饱喝足以后还去蒸了个桑拿，然后决定做一档表现XXX社会话题的节目。”

　　玩笑归玩笑，但是这个笑话反映出韩国电视节目的创意其实是很接地气的，或者说，所有韩国电视节目的创意，是从社会生活中寻找灵感，从社会现实作为节目的背景。而我们对韩国电视节目的关注，往往集中在明星和游戏两个元素上，认为韩国的艺人培养体系和游戏的创意，决定了韩国电视节目的特点。

　　的确，明星和游戏算是韩国节目的两个关键要素，但要素的作用在于呈现节目的诉求。中国电视人总是抱怨韩国的明星多如牛毛，配合程度高，自然收视就高，但在韩国，大多数的韩国艺人上节目就是为了提升名气的，其实跟草根差不多，他们配合节目，除了艺人的社会地位，更在于他们明白节目不只是消费他们的身体和名气，也是提升他们影响力的重要工具。

　　但在中国，明星耍大牌固然频频出现，但很大一部分原因，就在于节目组根本就没跟明星说清楚节目要干什么，似乎纯粹就是为了消费明星，明星的配合度自然会下降。

　　据说在中韩合拍的某节目中，中方导演组和艺人的沟通很成问题，反倒是韩方导演组和明星沟通起来顺畅许多，不排除其中有“媚外”的心理，但是韩方导演组对节目诉求的精准讲述，以及节目能够给明星带来的影响力，让明星了解节目的社会价值，恐怕也是说服明星积极配合的重要因素。所以，源于生活的创意，是有效调动明星的前提。

　　至于游戏，笔者曾经多次问过韩国的制作人员，是否有一个传说中的“游戏库”。几乎所有的制作人员都否认，认为游戏都是根据现场和节目的表现创意出来的，而不是随便挑出一两个游戏为了玩而玩。可惜许多中国电视人认为游戏就是节目，让明星出丑的节目就是好节目，完全丧失了节目的社会根基。

　　也许一两集或者一两档节目还能让观众觉得新奇，但完全没有可持续性。围绕节目诉求设置游戏，以达到体现社会背景的效果，应该是游戏功能性存在于节目的前提。总之，游戏只是手段，绝对不是目的。

　　二、韩国节目制作人员的培养

　　韩国电视制作人员的敬业精神和市场化标准绝对是一个榜样。

　　据说在某中韩合拍的节目中，一次准备会上，韩方导演提出第二天早上9点开拍，中方导演同意。结果第二天早上韩方导演一直等到9点10分，中方工作人员才陆续到达，慢慢地搭景、布置现场，一直到11点多才开拍。这种情况在韩国是绝对不可能出现的，说几点钟开拍，所有的工作人员都应该在此之前完成所有准备工作，这就是规矩。

　　至于制作人员，我们经常看到许多20多岁的年轻人对外宣称自己是某著名节目的总导演，或总策划。这在韩国电视制作人员中是极少出现的。在韩国，一个总导演的职位往往需要十几年的从业经历才能驾驭，这十几年的过程就是经验积累的过程。从导演助理到助理导演、副导演、导演、执行总导演，都需要从低级到高级，相对漫长的时间锤炼，这样在成为总导演后，才能够驾驭全局，保证节目额质量。

　　而中国许多年轻的制作人非常不谦虚，其实只是在节目中担任了一个小角色，就会对外宣称自己是总导演，当然不否认有许多年轻导演的确取得了不小的成绩，但是韩国导演养成的经验积累体系，其实是很值得我们借鉴的。

　　当然，这种体系现在正在被中国电视节目的需求破坏，韩国节目的火爆，促使许多投资方拿出大价钱招募韩国团队，许多年轻的韩国导演趁虚而入，导致内地韩国导演鱼龙混杂。

　　在韩国电视制作体系中，编剧是最被中国电视人关注的一个职务。一度产生韩国编剧与导演在节目制作时谁说了算的争论。后来以“编剧是妈妈”、“导演是爸爸”来概括两者间的关系。但无论怎样，韩国电视编剧对节目作品的呈现，的确在结构搭建、脚本设计、人物选择等诸多方面起到重要作用。

　　但韩国的编剧并不是个体，而是团队概念。一般来说，韩国编剧团队由四个人构成，且分工不同。刚入行的为最低级的编剧，主要负责相关资料的收集。三级编剧负责挑选资料，分类主题，二级编剧搭建初步框架，一级编剧确定主题和方向。

　　要成为最高级的编剧，同样需要经过十几年的经验积累。在什么都速成的中国电视行业，行业是否有这样的耐性给年轻人培养的机会和发展的空间？更重要的是，在资本横行和成名趁早的现在，年轻人是否能耐得住寂寞？

　　三、韩国节目试播体系的构成

　　每年的中秋和春节期间，是韩国电视节目的试播期。在这两个阶段，尤其是春节期间，各家电视台都会集中推出几档新节目，每档节目一集，每集可多大2个小时，以测试观众反应。凡是观众反应较好的，都将作为正式节目，在电视台排期播出。

　　而这种类型的节目，也往往成为当年韩国节目的代表类型。比如2015年在腾讯播出的《拜托了冰箱》，就是韩国JTBC电视台在2015年春节期间播出的节目，也带动韩国美食类节目的火爆。2016年，韩国三大电视台同样推出系列新节目，以音乐类为主，标志2016年韩国电视节目，将在音乐类型上发力。

　　韩国试播电视节目体系，一方面直接将新的创意推向市场，以观众的评判作为节目是否播出的试金石。另一方面，也是检验各电视台创意能力的重要标志。从2016年试播节目来看，MBC是韩国三大电视台中最具活力的电视台，而KBS则显得有些沉寂。

　　相比之下，当下中国电视节目的播出，基本由行政力量和资本力量决定。即电视台领导层的个人喜好与广告商或资本方的运营，在缺乏市场直接检验的情况下直接播出，失败的几率，显然会更大。

　　结语

　　其实除了以上三个方面，韩国电视对中国电视的借鉴，还有很重要的一点，那就是韩国电视人对中国电视政策的关注，以此调整节目策划的角度和诉求。在2016年试播节目中，几乎每档节目都强调“素人”或“明星+素人”，以及“正能量”的传播，这在之前的韩国节目中很少见，显然，这种节目诉求的调整，是对中国电视市场的适应。

　　笔者曾和多位韩国电视台的高层探讨节目，他们问出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国家广电总局的最新政策，会对中国电视节目的策划走向，产生什么样的影响。甚至为了弄清楚中国国情、现任领导人的文化政策，对中国广电可能产生的影响，韩国某电视台的副台长级的官员，以私人的身份来到中国学术机构调研。

　　相较之下，中国电视人更关注韩国电视节目的个体，或者电视台经营运作的实体，而忽略其背后的文化背景和政策指导。这其实也反映出，韩国电视节目的创意生产，都是从生活中汲取营养，以文化国情为背景，而不是漫无边际的想象。

　　当然，尽管讨论了许多韩国电视对中国电视借鉴的方面，但”电视早晚会死“的论调一直没有停，这种论调更多的是基于资本市场对中国电视台的层级分化，以及电视台和网络对不同年龄层受众的吸引。但归根到底都是资本对传媒的控制。

　　对于电视台而言，出于经营目的，广告先行，制作第二、内容第三，广告认明星，至于明星做什么不重要，所以内容不重要，而明星受追捧后费用水涨船高，一般的电视台本身无法承担如此高的费用，还得广告商买单，所以自己把电视台变成简单的播出平台也就顺理成章。

　　至于网络，由于政策宽松，资本进入的更加宽松，再加上内容表现可以无底线，打着消解权威的名义吸引年轻人，资本裹挟意识形态进而控制年轻人的思维也变得顺利成章。如果说年轻人代表未来，那么电视已经输了未来。有人说老年人会回归电视，但问题是习惯电脑的青年人变老后，会放弃电脑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