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鲁政委为兴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雷棠棣、吴吉森为兴业研究院高级研究员）

　　当数据成为继土地、劳动力、技术及资本之后的“第五大生产要素”，数字经济就成为重塑全球竞争格局的关键变量。在数字经济时代，曾经依靠人口红利实现追赶的老路已很难继续走下去，我们必须加快数智化转型。在当前的全球竞逐中，已呈现中美“双极”领跑、强者恒强的态势。随着未来人工智能（AI）技术全面渗透、卫星互联网等前沿技术步入商业化临界点，安全合规与国际治理也日益成为共识。我国数字经济已进入全面赋能阶段，2025年核心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重超10.5%，数字产业化与产业数字化的协同推进，治理效能与数据价值化水平的有效提升，都呈现持续显著深化态势。

　　数字经济概念与范围

　　数字经济是继农业经济、工业经济后的新型经济形态，以数据为关键生产要素，通过技术赋能与模式创新重构经济系统，其产业链可划分为上游（软硬件基础设施）、中游（平台及技术）和下游（应用及服务）三个环节。上游各类软硬件基础设施，聚焦产业发展的硬件底座与数字基石，可分为两大类，一是数字化基础设施，提供计算、存储、网络及基础软件能力；二是工业硬件与传感器，包括各种感知设备与支撑产业数字化的物理终端。中游平台及技术，是产业能力聚合与技术创新的核心，包括为下游应用提供统一支撑和接口的各类平台以及覆盖数字技术研发与应用的关键技术栈，如人工智能、区块链等。下游各类应用与服务，是产业价值终端落地的场景层，从下游客户类型角度可分为企业级应用和消费级应用，前者服务产业升级与组织数字化，如智能制造、智慧政府等，后者服务个人生活与消费场景，如本地生活、文娱社交等。

　　全球数字经济发展现状

　　（一）世界主要经济体数字经济发展现状

　　全球数字经济呈现出“一超多强、错位竞争”的复杂格局。美国作为数字经济的发源地与绝对霸主，凭借超强的基础科研实力与成熟的风险资本体系，牢牢掌控着芯片架构、操作系统及生成式AI等底层核心技术与全球生态，维持着其创新源头的统治地位。中国则依托超大规模市场红利与强大的政府统筹力，在第五代移动通信技术（5G）网络、移动支付及电子商务等应用层实现弯道超车，正全力推动“数实融合”，从流量红利转向产业互联网的深水区。欧洲虽缺乏本土消费级互联网巨头，却以其深厚的工业底蕴确立了“规则制定者”与“工业数字化标杆”的独特坐标，通过《通用数据保护条例》（GDPR）等严苛法规输出“布鲁塞尔效应”，并在工业软件与智能制造领域占据高端生态位。日韩则扼守产业链上游的关键咽喉，日本在半导体材料、精密传感器等领域构建了不可替代的硬件壁垒；韩国凭借财阀体制与激进的基础设施建设，垄断全球存储芯片市场。（见表1）

　　（二）数字化时代，后发国家依靠人口红利追赶的可能性减小

　　数字化时代正深刻重构全球经济版图，其核心逻辑已从传统的“人口红利”转向“技术红利”，这一转变正迅速拉大国家间的贫富鸿沟，使得后发国家追赶的可能性急剧缩小。随着机器人的大规模应用与人工智能的普及，传统制造业中廉价劳动力的比较优势被迅速瓦解。过去，发展中国家依靠低人力成本承接发达国家的产业转移，逐步完成资本积累与工业化进程；而今，智能工厂与无人工厂的兴起使得生产效率不再受限于工人体能，发达国家凭借技术优势即可实现“制造业回流”，曾经作为后发国家追赶阶梯的“人口红利”正面临失效。

　　数字经济具有天然的“马太效应”。核心技术与高端产业链呈现出极强的集聚性与排他性。领先国家如美、中、日、韩及欧洲，不仅垄断了从底层算法、高端芯片到精密材料的全栈能力，更通过技术壁垒构建了难以逾越的护城河。相比于工业化时代技术相对易于扩散的特性，数字时代的竞争更多体现为智力资本与生态系统的竞争，技术门槛呈指数级提升。落后国家因缺乏基础设施、人才储备与研发资本，难以像过去那样通过模仿实现跨越式发展。这种差距不再是发展速度的快慢之分，而是发展层级的断崖之别，全球由此可能进入一个强者恒强、弱者恒弱的固化周期。

　　全球数字经济发展趋势

　　（一）技术融合：AI全面渗透、前沿技术快速发展

　　首先，AI全面渗透，从通用到专用，从虚拟到物理。AI正以前所未有的深度与广度渗透人类社会，其发展轨迹清晰，即从通用能力的普惠化，到专用场景的深度适配，再到物理世界的实时交互；其发展基础夯实，推理模型、领域模型、端侧模型、多模态模型等各类模型能力持续提升。

　　以生成式预训练模型（GPT)系列为代表的通用大模型，凭借海量数据与强大算力，展现出跨领域的理解与生成能力，包括模拟对话、文案撰写等，这种全能型特质降低了技术门槛，推动了生产力的普惠化升级。然而，由于在细分领域提升生产力对AI有更严苛的要求，专用AI应运而生，这类AI依托垂直领域的专业数据学习与专家知识注入，在特定场景中拥有超越人类专家的准确率与效率，成为产业升级的隐形引擎。目前，AI向物理世界的延伸正稳步推进，例如人形机器人Optimus在家庭场景中整理物品，这标志着AI不再局限于虚拟空间，而是通过传感器、机械臂与物理环境深度耦合，直接操控现实世界的物体与流程。

　　其次，前沿技术快速发展，正逐步迈向商业化的起点。卫星互联网、人形机器人、脑机接口、量子计算等前沿技术正从实验室走向市场，逐步迈入商业化的关键起点，这些技术有望重构传统产业形态并深刻改变人类生产生活方式，成为驱动经济增长的新引擎。（见表2）

　　（二）应用场景：智能化升级、创造新价值

　　首先，产业数字化：深度融合创造新价值。通过与数字技术的深度融合，传统产业（如制造业、服务业、农业等）正加速重构生产流程、优化资源配置、创造新业态和新价值，实现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最终实现向智能化、绿色化、服务化的经营转型。其中，工业是全球实体经济的核心载体，美国、德国、中国等主要国家均将工业数字化作为核心战略，这也意味着其庞大的数字化改造空间以及自动化向智能决策升级所释放的巨大价值。当前，工业正突破“设备替代、流程自动”的传统自动化阶段，进入“数据驱动、全局优化”的智能决策新阶段，这一升级不仅将重构生产逻辑，更会成为制造业竞争力重构的核心抓手。

　　其次，社会数字化：生活方式变革与治理模式升级。社会数字化的加速推进，是政策支持力度、数字技术成熟度与居民需求强度共同作用的结果，三者共同推动变革从局部试点走向全局普及。政策方面，全球主要国家通过顶层设计与政策工具推动落地，完善与数字政务建设相适应的规章制度，提升数字化服务水平。技术方面，移动网络、物联网等极大降低了连接成本，AI等智能化技术通过数据分析与规划，提升生活与治理效率，各类智能终端设备则使大众能以较低成本更方便地享受数字服务。需求方面，消费端对便捷化及个性化的需求、治理端对高效化及精准化的需求，共同构成社会数字化的持续动力，推动多种数字技术渗透到衣食住行、公共服务、城市管理、安全保障等全场景。

　　（三）治理升级：安全与合规成为发展底线

　　首先，安全体系重构，从被动防御转向主动预防。传统“边界防御+事后补救”的被动安全模式，已无法应对数字经济中数据跨境流动、AI深度渗透带来的复杂风险，全球正加速转向“动态感知+事前预警”的主动预防体系，这一转型的驱动因素主要包括三方面：

　　一是技术发展的“两面性”。一方面，人工智能和大数据等技术的发展，使安全系统能够对海量数据进行实时分析和挖掘，并基于安全事件及数据不断学习和适应新的威胁模式，实现对未知威胁的主动预测和防范；另一方面，物联网、云计算等技术的广泛应用，使得安全边界变得模糊，传统基于边界的安全防护模式难以应对，而主动预防的安全体系可以通过对物联设备和云环境的实时监控和管理，及时发现和处理安全风险。

　　二是安防形势愈加严峻。一方面，网络攻击的手段和方式日益复杂多样，传统的基于特征码和规则的被动防御技术难以应对新型攻击，而主动预防的安全体系可以通过对攻击行为的分析和预测，提前采取措施进行防范；另一方面，随着互联网的普及和发展，网络攻击的频率不断增加，被动防御的安全体系往往在攻击发生后才能进行响应，而主动预防的安全体系可以在攻击发生前进行预警和防范，减少安全事件的发生。

　　三是安全事故成本攀升与合规压力加剧。一方面，随着数字资产价值提升、攻击手段复杂化，安全事故的直接成本与间接成本呈现指数级增长，使得被动防御的应对模式不再具有性价比；另一方面，全球数字治理的核心趋势是合规监管趋严，相关标准明确要求企业构建主动预防体系，被动防御手段已无法满足合规门槛，这是安全体系转型的规则驱动力。

　　其次，数字治理，全球化与区域化并行。全球数字经济正形成双轨并行的治理格局。全球层面上，各国以联合国、世界贸易组织（WTO）、二十国集团（G20）等多边机制为平台，推动数字规则统一、技术标准互认和跨境数据流动便利化，追求全球数字空间的互联互通与共享共治；在区域层面上，以欧盟、东盟、《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等区域组织为载体，基于地缘政治、经济发展水平和文化价值观的相似性，构建区域性数字治理框架，强化区域数字主权与安全，形成各具特色的数字治理板块。

　　从技术上看，数字全球化有客观必然性，一是数据跨境流动客观要求治理规则的全球协调。二是5G、AI、区块链等技术的全球部署需要统一的接口和规范。三是网络攻击、数据泄露、AI伦理等问题无国界，需要全球协同防御。

　　从地缘政治看，全球化与区域化并行也是主权维护与规则博弈的现实选择，一是越来越多的国家将数据视为战略资源，通过区域规则强化数据管辖权。二是发展中国家通过金砖、上合等机制提升话语权，推动全球治理从以西方为中心向多元共治转型。

　　（四）区域格局：中美双极强化，数字鸿沟仍存

　　首先，中美双极，技术与市场双领先。中美双极是指美国与中国在全球数字经济领域形成技术与市场双领先的战略格局。

　　技术方面，美国在基础研究、原创算法、高端算力和全球创新生态等领域保持明显优势，而中国则在技术应用、规模化生产和场景驱动创新等方面有独特优势，这些差异并非简单的代际差异，而是基于经济发展不同阶段与全球产业链分工形成的互补格局。

　　市场方面，2022年（目前公开可得的最新数据）美国数字经济规模达17.2万亿美元，在其GDP中的占比约为74.7%，拥有全球最成熟的数字资本市场和规模最大的科技巨头，如英伟达、谷歌、微软、苹果等；而中国2024年数字经济规模约59.2万亿元，占GDP比重约为43.8%，在数字经济应用落地速度和规模上有明显优势，尤其是各类移动网络应用、电子商务等场景领跑全球。

　　目前两国均已构建富有特色的技术与市场自我循环强化机制。其中美国凭借“基础研究优势—技术创新—产品领先—市场垄断—利润回流研发”，形成良性循环；而中国依托“超大规模国内统一市场—应用场景丰富—商业模式创新—技术迭代—市场扩张”，构建独特优势。因此从趋势看，在中美两国政策强力推动、资本与人才高度集聚的持续催化下，自我循环的强化机制将驱动中美双极格局进一步强化。

　　其次，双极驱动，差异化发展与数字鸿沟。中美凭借技术创新与市场规模的双重优势，已成为全球数字经济的两大核心引擎，而欧盟、东盟、拉美、非洲等区域则基于自身资源禀赋与发展诉求，走出差异化路径；与此同时，国家间、区域间、城乡间的数字鸿沟并未随技术普及而消弭，反而在部分领域呈现扩大态势。

　　差异化发展方面，欧盟尽管数字经济规模位列全球第三，但技术创新能力弱于中美，因此主要以监管与规则强化其数字主权，例如推行《通用数据保护条例》（GDPR），构建全球最严格的数据隐私保护框架；出台《数字市场法案》（DMA）、《数字服务法案》（DSA）等，明确企业义务，限制科技巨头的垄断行为。东南亚国家基于区域一体化和低成本优势，探索应用先行的发展路径，例如推动“东盟智慧城市网络”建设，在新加坡、吉隆坡等城市试点数字政务、智慧交通；吸引中美科技企业投资，成为全球数字制造业转移的重要承接地。拉美和非洲地区数字经济基础薄弱，因此以加强数字基建和推进本土化应用为核心目标；日韩则深耕数字经济某一细分领域，参与中美数字经济发展，弥补自身市场规模不足的短板。

　　数字鸿沟方面，尽管中美引领其他国家及地区差异化发展，但接入、使用、能力三层数字鸿沟并未消弭，反而呈现强者恒强的“马太效应”。接入鸿沟是最基础的数字鸿沟，体现为数字基础设施的区域分布不均，例如全球22亿未接入互联网的人群主要分布在低收入国家，平均接入率仅为23%。使用鸿沟是指即使实现了网络接入，不同群体在数字技能和应用深度上的差距依然显著，例如落后国家以基础通信、信息获取为主，而领先国家则聚焦AI、移动互联网等前沿应用。能力鸿沟体现为技术研发、产业链掌控的差距，直接决定了一国在全球数字经济中的地位，中美两国在全球数字经济的主导力量愈加强化，并与其他国家的差距正进一步扩大。

　　这些趋势的形成，是技术演进、国家政策、地缘政治三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一是数字技术具有网络效应和规模效应，中美通过技术与市场形成壁垒并不断自我强化。二是中美将数字经济上升为国家战略，通过财政补贴、税收优惠、人才政策等扶持核心产业。三是中美在数字领域的博弈将导致全球数字规则碎片化，其他国家在两大体系间选边，进一步加剧数字鸿沟。

　　我国数字经济发展现状

　　经过近年的持续发展，我国数字经济正由重点突破阶段迈入全面赋能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2025年，我国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已超过10%，数字产业收入达到39.6万亿元，同比增长8.8%。分板块来看，一是在数字产业化方面，数字经济核心产业持续壮大。2025年全国软件业务收入同比增长13.2%，规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0.6%。人工智能企业数量超6200家，AI手机、AI电脑、AI眼镜等智能终端产品加快应用。二是在产业数字化方面，“人工智能+”行动深入推进，传统产业数字化转型步伐加速。到2025年，人工智能应用已覆盖电力、通信、钢铁等重点行业，渗透领航级智能工厂70%以上业务场景。制造业与服务业数字化均取得明显成效，重点工业企业数字化研发设计工具普及率和关键工序数控化率持续提升，居民数字消费规模稳步扩大。三是数字化治理水平大幅提升。“高效办成一件事”目前已实现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专区上线运行，智慧城市建设推动城市运行管理向“一网统管”升级。四是数据价值化进程提速。10余部门制定公共数据授权运营制度，累计发布100个公共数据“跑起来”示范场景，涵盖医疗健康、交通物流等重点行业。

　　我国数字经济发展趋势

　　（一）基础软硬件技术体系化补短板，人工智能开源生态愈发壮大

　　一是在基础软硬件领域，补短板行动正逐步从单一技术突破转向全链条协同攻坚，形成“底层芯片—基础软件—应用软件”的体系突破格局，我国在关键领域自主可控能力正进入系统性提升阶段，这将从根本上破解供应链安全隐患。二是在人工智能领域，我国“普惠算力—开源模型—应用繁荣”的闭环系统将推动AI产业快速发展。在算力方面，我国正通过开放计算架构创新与国产全栈算力协同，打破高端算力垄断，构建自主可控且普惠共享的开源算力生态。在大模型方面，目前我国已形成全尺寸、多模态、高适配的开源模型矩阵，成为全球开源大模型创新策源地。

　　（二）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各类数字技术将进一步在消费互联网与产业互联网中渗透

　　在消费互联网领域，人工智能将以更深层的技术渗透，重塑人与服务的连接方式，未来消费互联网的核心，将是AI构建的千人千面个性化宇宙，让每个用户都拥有独一无二的数字生活。在产业互联网领域，人工智能等技术正推动产业从经验驱动转向数据与算法驱动的自进化体系，并从单点优化迈向全链条重构，同时，具身智能与柔性制造的普及将重塑生产方式。

　　（三）智慧城市、智慧政府建设愈加完善，将数字治理水平推向新的高度

　　智慧城市正从单点智能迈向全域协同，其核心是通过数字孪生与AI大模型等技术的深度应用，构建一个与现实城市同步映射、动态优化的虚拟镜像。政务服务将全面迈入AI原生阶段，依托政务大模型实现“一网通办”的智能化升级。同时，跨层级、跨部门的数据共享与协同行动，将帮助政府部门实现治理效能提升。

　　（四）数据要素市场化改革将提速，数据安全合规助力数字经济行稳致远

　　数据要素市场化改革正从制度建设向全面落地加速转型，形成产权清晰、流通顺畅、收益合理、监管有效的市场体系。数据安全合规方面，我国正构建“事前防控、事中监测、事后追责”的一体化安全保障体系，以高水平安全护航高质量发展。

　　（五）积极参与全球数字治理，以标准化、体系化的方式推动中国数字经济解决方案抢占全球数字经济发展高地

　　我国作为全球第二大数字经济体，正通过“技术+制度”双轮驱动，将国内数字治理实践转化为国际规则影响力。未来3至5年，以标准化为支撑、体系化为路径，深度参与并引领全球数字治理，将成为我国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核心方向之一。

　　主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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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②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研究报告（2025年）[R/OL].(2026-03)[2026-08-04].https://www.caict.ac.cn/kxyj/qwfb/bps/202603/t20260323_717128.htm

　　③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全球数字治理蓝皮书（2025年）[R/OL].(2026-02)[2026-08-04].https://www.caict.ac.cn/kxyj/qwfb/bps/202602/t20260212_713976.htm

　　④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国家信息化发展报告（2025年）[R/OL].(2026-07-24)[2026-08-04].https://www.cac.gov.cn/2026-07-24/c_1786638895199572.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