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原标题为：广电口述历史｜张海涛谈广播电视“村村通”工程）

　　改革开放初期，落后的生产力与人民群众对物质文化需求的矛盾十分突出，人们听广播看电视的愿望非常迫切。

　　为了解决这个矛盾，1983年在吴冷西部长的主持下，广播电视部召开了可以载入史册的全国第十一次广播电视工作会，明确提出到20世纪末在全国实现家家户户人人听上广播看上电视的目标。这个目标也成为我一直牢记和努力的奋斗目标。

　　在党中央的关怀和推动下，广电系统持续实施重点工程驱动战略。其中最首要的就是广播电视“村村通”工程。

　　1997年，时任广电部部长的孙家正提出：要重点解决农村农民听广播看电视难的问题。当时我国有12.3亿人口，3.26亿户家庭，广播人口覆盖率84.2%，电视人口覆盖率86.3%，有线电视5000多万户，入户率不到17%，全国还有2亿人听不到广播、看不到电视。于是我们提出，广电事业发展的重点是覆盖，覆盖的重点是农村，具体措施就是广播电视“村村通”工程。

　　第二年，“村村通”工程写入全国广播影视厅局长会议工作报告，后来被中央确定为农村公共文化建设的“一号工程”。在国家发改委、财政部的大力支持下，经过全国广电系统十几年的艰苦努力，先后实现了全国行政村、50户和20户以上已通电自然村的村村通广播电视。随着直播卫星的应用，我们又提出“村村通”向“户户通”升级，全国广播电视综合覆盖率达到99%以上，从根本上解决了农村农民听广播看电视难的问题。

　　总结回望这一路的发展，广播电视“村村通”工程之所以被称为农村公共文化建设的“一号工程”，与其在特定历史时期解决农村信息贫困、推动文化公平、服务国家战略的深刻意义密切相关。

　　20世纪90年代，中国经济高速发展，但城乡发展差距越来越大。农村地区基础设施薄弱，尤其是中西部偏远山区，信息闭塞、文化资源匮乏，农民难以获取政策解读、农业技术、市场信息等关键内容，制约了农村经济转型和脱贫进程。信息鸿沟导致城乡发展差距进一步拉大，成为社会稳定的潜在隐患。

　　与此同时，随着改革开放深入，西方文化通过非法卫星信号、盗版音像制品渗透农村，传统价值观受到冲击，党和国家亟须通过主流媒体巩固农村意识形态阵地。广播电视“村村通”工程正是在这样的深刻背景下被确定为“一号工程”。

　　世界银行的报告指出，中国的“村村通”模式为发展中国家解决农村信息贫困提供了可复制的范本，尤其在公共产品供给与市场机制结合方面。

　　因此，广播电视“村村通”工程不仅是技术覆盖工程，更是重塑农村文化结构、推动社会公平的政治工程。在城乡二元分化加剧的特定历史阶段，它以最低成本实现了最大范围的文化赋能，为乡村振兴奠定了信息基石，其历史价值已经大大超出单纯的“看电视听广播”的功能本身。

1998年9月，总局在贵州召开村村通广播电视现场会

　　广播电视“村村通”工程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全国广电系统实施的投入最多、时间最长、覆盖面最广、受益人数最多的一项系统工程。该工程的建设实施大致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1998年－2003年，完成了全国已通电行政村“盲村”的村村通建设，中央和地方财政共投入17.6亿元，解决了11.7万个行政村约7000万农村群众听广播、看电视难的问题。

　　第二阶段是2004年－2005年，完成了全国50户以上已通电自然村“盲村”的村村通建设，中央和地方财政共投入18.4亿元，解决了10万个50户以上自然村约3000万农村群众听广播、看电视难的问题。

　　第三阶段是2006年启动的“十一五”广播电视村村通工程建设，主要围绕2项任务开展——

　　一是20户以上已通电自然村广播电视覆盖“盲村”村村通建设。

　　中央和地方财政投入资金82亿元，解决了全国72.28万个20户以上已通电自然村“盲村”群众听广播、看电视难的问题。针对20户以上已通电“盲村”地处偏远，农户居住分散等特点，工程建设主要采用直播卫星方式解决覆盖问题。

　　广电总局组织建设了“村村通”直播卫星节目上行平台，并安排了包括维语、哈语、蒙语、藏语、朝鲜语等少数民族语言节目在内的40多套广播电视节目，通过“村村通”平台播出，为广大农村群众提供高质量的广播电视服务。通过直播卫星方式共解决了中西部1350万户近5000万人听广播看电视难的问题。东部等有条件省区积极采用有线光缆联网等方式进行“村村通”建设，提前完成了“十一五”建设任务。

　　二是大力提高农村地区的广播电视无线覆盖水平。

　　“十一五”开始实施的农村中央广播电视节目无线覆盖工程建设，中央财政共安排补助资金50亿元，对全国3032座大中功率广播电视无线发射台站转播中央第一套、第七套电视节目和第一套广播节目的6626部电视、调频和中波发射机进行更新改造并对设备加强运行维护。

　　北京奥运会前更新、新增的4758部发射机全部开播，保证广大农村群众无偿收听收看北京奥运会的节目，提前两年半实现中央广播电视节目“十一五”农村无线覆盖目标。

　　同时，按照分级负责原则，各省（区、市）积极推进省、市（地）、县级节目无线覆盖工程建设，累计投入超过25亿元资金，对2212座无线发射台站的4093部转播地方节目发射机进行更新改造和运行维护。

　　广播电视“村村通”工程的实施，使得广播电视综合覆盖水平明显提高，提供的广播电视节目内容越来越丰富，有力地推动了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

　　1998年3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82号文件时，全国有72.3万个行政村，其中11.7万个是广播电视盲村。西藏那曲牧民要骑马七天才能到有电视的县城，云南独龙族群众用竹竿架天线只能收到断断续续的杂音，这种信息鸿沟必须打破。

　　当时，钱其琛同志在中南海对我说：“这不是简单的技术问题，是让党的声音穿透最后一座山头的政治任务。”我听完心头沉甸甸的。

　　在技术路线论证会上，有专家坚持全盘引进欧洲卫星系统。我带着团队在甘肃定西做了三个月试验：在零下20℃环境中，进口高频头故障率38%，而国产改进型故障率仅7%。最终我们确立了“卫星覆盖为主、无线有线结合”的技术路径，国产化率从1998年的51%提升至2005年的92%，高频头单价从进口价2000美元压到800元人民币，这项数据于2003年写入世界电信联盟报告。

　　截至2012年底，全国累计铺设光缆51.7万公里，相当于绕地球12.8圈；建成卫星接收站147万个，解决了1.5亿农民听广播看电视难题。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工程实施后，农村每百户电视机拥有量从1998年的32台增至2012年的118台；农民通过电视获取农业技术的比例从17%提升到63%。

　　中国用14年时间完成发达国家30年才能实现的农村广电覆盖，投入成本仅为国际平均水平的1/5。美国《华尔街日报》曾质疑“用竹竿架卫星天线是天方夜谭”，但当他们看到湘西土家族村寨用电视学习柑橘种植技术，使当地贫困率下降28%时，不得不承认这是“发展中国家的信息革命样板”。

　　广播电视“村村通”工程凝聚了几代广电人的不懈努力，才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其中有很多人为此投入了大半辈子的光阴甚至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工程实施期间有23名技术人员因公殉职，最年轻者仅26岁，他们的名字永远镌刻在国家广电总局大厅的英烈墙上。河南技术员陈志刚在架设光缆时坠崖，衣袋里装着女儿未拆封的生日贺卡；海南台风抢险中牺牲的黎族工人吉克新，用身体护住发射机直到最后一刻。

　　西藏亚堆乡发射台海拔5373米，是工程海拔最高站点。2002年施工队出现严重高原反应，工程师李国庆血氧浓度降到56%仍在调试设备。我在山南军分区用卫星电话命令他立即下撤，他回答：“部长，藏族同胞把酥油茶都省给我们了，今天不通信号我不走！”后来设备通电瞬间，现场藏汉技术员抱着哭成一团，这个感人至深的场景被写进了《中国广播电视年鉴》。

　　记得2021年，我在国家博物馆特展中看到云南独龙族青年高德荣用手机通过广电网络直播带货，当时我的心情真是百感交集。从上世纪80年代的矿石收音机到当下的5G，变的是技术，不变的是共产党人让人民听见时代、看见世界的初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