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邀参加中国县市报研究会举办的年度活动，在相互交流中有个绕不开的话题——县域融媒中除了被财政包养的那部分对象，很多市场化或半市场化经营的单位日子普遍不好过。不少已开始吃老本，有的则通过借贷维持生计，还有的则拖欠起员工收入。

　　县域融媒日子不好过，原因大致有三方面。

　　一是受不利经营大环境的影响。

　　媒体来自纯粹市场经营的份额逐年萎缩，转型到从区镇、部门、国企的宣传、活动中补充蛋糕，也已有一段时日。

　　而近几年，大多数县域财政开始告急，提出“过紧日子”，纷纷在宣传上压缩支出，这就波及一些媒体。有的媒体虽加大了创收力度，但直面的市场是竞争越来越激烈、利润空间越来越小、收款难度越来越大。

　　哪怕有名言，最难的时候最容易出商机，正所谓危中见机，但事实上却不具普适性。

　　二是人员成本支出成为最大包袱。

　　这包袱主要指多余人员的支出。以前经营好时，收大于支或收支平衡，问题基本不突出，现在则不行了。多一个人成本动辄一二十万元，而很多单位冗员数非十个八个，而是数十个上百个。

　　多数单位领导认为，即使将人员数量压减一半以上也照样正常运转。可是这些原有的体制内人员，哪怕是企业编，不是那么好“动”的，问题还得维持他们的较高收入。值得注意的是，这样人员，有的产生不了积极作用，还时常无事生非、弄出点负面影响。

　　三是地方政府的扶持有减无增。

　　即使是市场化、半市场化经营的县域媒体，以往通过多种渠道、项目，多少能得到地方政府及下属机构的扶助、支持。县域融媒初期，那些出经验的地方大多有此分享。

　　然而近几年，由于地方财政吃紧，各种看似非刚性的开支紧缩，媒体总的拨款及扶持渠道、项目等也是减减不休，别说发展及设施维护投入，就是人员工资和绩效，也难于做到收支平衡。

　　那么，县域融媒如何在当前的特别经济形势下赢得主动，避免滑入“特困行业”？我以为路子有三条——

　　一是创新经营思路，重在自身作为。

　　凡事凡物再难，总有异军突起、鹤立鸡群的个例。在行业里，我们看到一些县域融媒在智能上、网络上、政府工程上找到了出路，如江苏丹阳融媒、浙江瑞安融媒的智能交通、文旅项目运行等。但主要还得利用权威平台等优势，向面广量大、充满潜力的市场和民众要项目要效益。

　　为什么有些商业“自媒体”能经营红火、逆势走强？做有政府背景的经营固然省力，让财政包养的日子好似轻松，可少了应有的自身作为，少了自我发挥的巨大空间。

　　在这个不是时候的时候，不合时宜地提出让财政包养，增加政府负担，自然是有一定难度的。

　　二是紧跟时代变迁，突出人的要素。

　　简单化裁减人员有阻力，缺乏现实性。对媒体需要的紧缺人才该进的还得进，事在人为，真正优秀的人才往往能以一抵十，担起一定责任，带起一个团队，做成一番事业。

　　重要的是能让本来无事可做的人也有事忙起来，起码让他们产生的综合效益能自己养活自己。

　　就人才方面，浙江一些县市的理念远胜其他省市，如早就听说瑞安招用的研究生、博士生有近十个，而诸暨融媒现有6个正高职称岗位、40多个副高职称人才，离其不远的永康也有多个正高岗位正虚席以待。

　　媒体业包括县域融媒是项科技活、智慧活，不是机械活、劳务活，其人才质量的需求不在医院、学校之下，我们更不能自甘落后聘些中低端人才满足普通运作需要。实话实说，当下县域媒体，无论办媒还是经营，大多处在一个中低端水平。

　　三是实在难以为继，报请党政助力。

　　如果过去形势好时还能自给自足，把问题给掩盖住，而现在因为多方面原因实在难于应对了，不能任其走下坡路，任其凭借过于传统的人去硬支撑，任其靠欠款贷款、靠减薪过窘日子。

　　应主动向当地党委政府汇报，让他们了解实情，目的不光是谋得经济上帮助，主要是在政策、人事等方面得到更多支持，如能给予必要的事业编制和中高级岗位，如能在分配上扫除养懒汉的制度盲区，如在领导任命上多考虑媒体的实际需求等。

　　媒体是事业单位，需要企业化管理。绩效高的员工，收入高过领导、高过机关单位并非不正常，但忌讳搞成平均主义。据介绍，苏中有家融媒的年财政补贴3000多万元，北京的一家年财政补贴达到了七八千万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