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曹轲（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

　　8月20日开始，河南防汛预警信息滚动发布，有备而来，内容详尽，令人在揪心牵挂中多了些从容不迫，明显不同于一个月前郑州“7·20”特大暴雨灾害中那个局促可怕的“特大灾情中心”和伴生次生的“舆情风暴中心”。尽管仍处在灾后重建和新冠肺炎疫情的双重压力之下，国务院调查组（8月2日宣布成立）进驻动员会（8月20日召开）当天表达的决心和河南省的坚定表态，都没有回避应急管理方面存在的问题。

　　风险社会、信息社会，叠加的系统性风险与迭代的整体性演进之间，形成巨大张力和空前挑战。大自然大灾大疫的“极限施压”与全球范围的“极限增长”贴身相随，警示并预示着系统性应对风险挑战的能力必须全面提升、全面响应。这是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治理现代化、应急现代化的大背景、大命题。

　　对灾情报道、应急报道的总结，对危机传播、应急传播的反思，既是河南水灾、郑州内涝的初步复盘，也是应对未来种种灾害灾难、危机风险的长久之计。问责追责、谴责自责也好，表彰总结、寻找英雄也好，都不能取代体系建设和能力提升。这是全媒体传播体系建设必须面对的大环境、大目标。

　　应急传播体系的构建、应急传播能力的提升，绝不是媒体融合的内循环、自行扩展的单循环，必须上升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层面，必须融入应急管理现代化体系、应急管理信息化能力的系统升级之中，采取系统集成、协作共享、整体搭建、全面融合的理念和机制。这是媒体融合发展的大方向、大格局。

　　风险会积聚叠加、集中显露、扩散传导、连锁联动、演变升级。《习近平关于防范风险挑战、应对突发事件论述摘编》（2020年版）中反复提到各种风险变化，以及各种矛盾风险挑战源、各类矛盾风险挑战点的相互交织、相互作用。

　　其中提到的风险包含两个方面。风险以及风险防范中的风险危机，应急以及应急管理中的应激反应，交织交错又会带来一连串新问题。复盘郑州突降暴雨到河南水灾蔓延的信息链，是从7月18日到7月21日，还是从7月17日到7月23日，官方和媒体报道的口径都不够统一，这可以解释为前者重点指郑州灾情，后者涉及河南全省受灾影响。7月21日的郑州暴雨舆论波峰，随着灾情波及全省，朝着两方面蔓延，一是郑州周边的新乡、卫辉、安阳等重灾区以及蓄储洪区的保与救，传言谣言影响救灾；二是郑州市地铁、隧道和医院中的悲剧事故和人员伤亡引发关注。随之而来的地铁口七日祭情绪表达，民间救助、企业捐助和市民自助中引发的各种话题，溢出了水灾应对专业范围，甚至淹没了救灾应急主要焦点。

　　这有两方面的教训。一方面是极为罕见的极端灾害，另一方面是应急救援、应急管理和应急传播仓促之间难以迅速形成合力，连带的灾难事故，次生的灾害、次生的舆情超出了既定的预案和预判。应急救援的管理体系中虽然有对应急信息发布的设计和考虑，但往往只是把媒体当成信息发布时的渠道之一，在预警预判预报的决策实施过程中，媒体机构是被排斥在外的。媒体努力参与、主动作为的应急报道，包括灾情报道、突发事件报道、救援信息报道，此时因为未能纳入应急管理体系中，而难以形成“合力”的一部分，甚至可能被认为是“添乱”。比如郑州地铁口七日祭的花圈摆放，媒体与当地管理者在处理与理解上、沟通与表达上，并没有达成一致。即便是8月20日新一轮强降雨的应对预防，五条措施之一的“滚动发布信息”，表述仍仅限于“省内各媒体要加密频次发布气象预报和安全避险提示，提醒广大群众做好自我保护、自我避险”。这显然忽视了媒体应急传播在预警预报、救援救助、引导疏导等全过程融入体系的能力，低估了媒体应急传播在动员解释、沟通化解、互动反馈等环节发挥作用的能力。

　　应急管理现代化离不开信息化，信息化建设离不开媒介化治理。新的应急传播在理念上需要达成新的共识，进而在运作机制的设计上找到切入点、结合点，从信源、平台、渠道系统地导入融入，避免信息失声、失真、失准、失灵、失效等种种问题。

　　积极推进我国应急管理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就要适应科技信息化发展大势，以信息化推进应急管理现代化。中共中央政治局2019年11月29日就我国应急管理体系和能力建设进行第十九次集体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强调了信息化、系统性、现代化。

　　同样是在2019年，中共中央政治局1月25日就全媒体时代和媒体融合发展在人民日报社举行第十二次集体学习时，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媒体不断发展，出现了全程媒体，全息媒体，全员媒体，全效媒体。

　　全程、全息、全员、全效，用在应急管理、应急传播上，也十分贴切，理应成为应急传播体系搭建、应急传播能力提升的方向和目标。单一的应对措施、单一的应急报道，不足以面对风险的丛生并发、连环激发，需要从应对单一灾种向综合减灾转变，从减少灾害损失向减轻灾害风险转变。从郑州暴雨到河南水灾，相关的信息发布、灾情报道，显得力不从心，信息渠道零碎不全、传播平台散乱不一的问题随之凸显。可以明显看到，新的需求变化之下，不再是单一的灾情、单一的需求，也不再满足于单一的响应和单一的报道。

　　信息链条不完整，信息传导不到位，就是没有做到全程、全息、全员、全效传播，就是没有达到全程、全息、全员、全效响应。郑州“7·20”特大暴雨灾害前气象部门的四次暴雨红色预警信号，到达决策层的效率、触发应急响应的传导力、市民的有效到达率，都令人扼腕叹息。地铁停运并不在红色预警的预案必备配套措施之中，这不仅是预判决策的问题。没有嵌入应急体系之中的应急报道，只能是被动的补救式响应、跟踪式报道，能发挥的作用自然受限。被质疑的海绵城市、智慧城市问题，被质疑的伤亡人数官方统计问题，被质疑的企业捐赠和志愿者素质问题等，媒体的补台式澄清难免缺乏应有的效力。关键的问题不在技术本身，而在应急体系、应急机制、应急理念的更新，痛点在于没有打通，没有统筹运用。

　　现代意义上的应急管理理念，还没有完全建立，更没有充分考虑到应急传播问题。暨南大学2009年成立国内首个应急管理学院以来，全国高校已经有了30多个应急管理学院培养输出专门人才。学科设计上文理兼修、专常兼备，唯独没有应急传播方面的专门课程。不是没有条件，而是相关的对策研究和政策建议还停留在舆情管控、媒体应对层面。

　　在郑州暴雨到河南水灾的应急救援报道中，本地主流媒体、全国网络媒体、各大网络平台，充分发挥各自的能力和特色，既是全力声援的信息传播力量，也是救助救援的信息接连通道。从中可见这些年来主流媒体融合发展、全媒体传播格局建设的成效，也说明信息传播体系具备独特的应急防范功能，本身就是应急防范体系中不可或缺、无可替代的有机组成。

　　直观能感受到的还有：政务新媒体、县级融媒体在微博和微信上的正能量传递、民间力量动员、信息公开与积极互动、消解谣言与化解舆情，主流媒体深入灾情现场和救援一线的真切报道，自媒体账号的积极转发和主动参与。

　　数字化救灾模式中反映出应急传播的新功能、新动向有：微信、QQ成为发布救援通知、定位共享、科普与辟谣的重要通道，高德地图等上线暴雨信息互助通道、公布临时安置点，抖音、快手在专题专栏上线求助咨询和物资捐助入口。在断电断网地区，翼龙无人机定向覆盖特定区域提供通信服务。另外，一名河南籍大学生在腾讯文档上建立的在线协作文档《待救援人员信息》，一天时间访问超过250万次、在线编辑记录有2万余次。便捷直达的信息通道众多，信息发布空间更为广泛，但是众多“信息孤岛”之间中转匹配困难。

　　加快搭建应急传播体系，系统提升应急传播能力，需要纳入应急管理现代化乃至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总议题之下，重点考虑从以下议题着手：如何建立科学权威的信息发布机制，如何建立精准高效的信息共享机制，如何建立及时到位的信息服务机制，如何解决应急管理与应急传播脱节、错位问题，如何提升媒体机构专常兼备、平战结合的跳转能力和实战能力，如何在政府的主导下发挥媒体机构协同参与的应急传播能力。理想的应急传播体系，是政府、传媒、公众三者长期协同合作而形成的有机系统，政府主导、媒体传播、公众参与的命运共同体。加速融合发展的全媒体传播体系，已经具备对接条件，能够做好与应急管理体系的深度融合和共同升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