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技术创新正强势驱动电视媒体向融合媒体加速转型。从全景式描绘的角度，媒体融合可划分为媒体融合、融合媒体和智能媒体三个时期。当下，我们正处在融合媒体的中期，基于技术融合的融合媒体正在出现。未来，VR将颠覆接收端，5G将统一传输平台，AI将重组生产端。在高速移动互联网的汪洋大海中，任何单一的传媒技术体系将不复存在，电视业将面临技术标准、组织结构和运行机制的大转型。媒体融合的本质是技术融合、人人融合、媒介与社会融合。基于此，媒体转型时期的电视人需要从四个方面作出抉择和思考进路：高度重视技术驱动力，直面技术强权；清醒认识媒体融合的本质和媒体融合的分期，做好定位和谋划；高度重视和主动融入二次元文化，精准把握网络原住民的心理和文化特征对传媒业态的影响力；传承好电视人独特的媒体基因，履行好新型主流媒体的责任与担当，迈向融合媒体主战场，开辟新的发展空间。

　　【关键词】媒体融合；融合媒体；智能媒体；电视人；媒介与社会一体化

　　作者系中国传媒大学校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媒体融合与传播国家重点实验室（中国传媒大学）研究员廖祥忠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重大项目“网络文化安全研究”（项目编号：19ZD12）的研究成果。

　　本文原载：《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20年第1期

　　媒体融合是一个过程，而不是结果。从媒体融合到融合媒体，这既是我们正在经历的技术进程，也是电视人需要认清的发展分期。在3G、4G和5G迭代升级的技术革命逻辑中，融合的主体和路径均发生了颠覆性的变化。如果“融合也许还有下半场”[1]，那么这个“下半场”将以融合媒体为主导，进而为智能媒体时代的到来孕育着技术、市场和组织条件。

　　在推进媒体融合向纵深发展[2]的新时期，电视人需要高度重视这一过程以及每个阶段所呈现出来的技术变革潜能，从而有效定位自身所处的历史坐标，整合系统内外资源，在加速的技术革命中重塑自身的主体性。正如过往的人类传播史所呈现的，媒介的迭代是呈加速度进行的，如果没有一个前瞻性的视野，任何社会、群体和个人都会被急速变迁的媒介环境所边缘化。与此同时，与社会的长期互动使得任何一种媒介都内化了丰富的社会基因，在漫长的人类传播史中展现出跨越时空的影响力。

　　这一既面向未来又立足历史，既聚焦技术又包容社会，既欢呼革新也关注传承的多维的、审慎辨证的历史逻辑，是理解从媒体融合到融合媒体的历史性转变的关键视角，是综合把握电视媒体从权威消解到权威重构过程的核心脉络。这一技术与社会的互动关系对于我们理解中国电视的融合发展进程有重要意义。

　　1983年，第十一次全国广播电视工作会议确定了“四级办电视”的方针。从此以后，“扬独家之优势、汇天下之精华”[3]成为中国电视人对自身历史使命和社会责任的定位，也是电视从边缘走向强势[4]，并作为国家主流媒体全面登上历史舞台的精神气质。近四十年来，电视作为电子媒体时代的主导性媒介，先后经历了全面建设、转型整合和融合发展等三个历史阶段。电视媒体在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中扮演了宣传者、教育者、组织者和娱乐者等多种角色。中国也从电视大国逐渐走向电视强国。[5]

　　本文聚焦于融合发展这一新语境，即在技术和市场驱动下，在传媒业的裂变与重组中，电视媒体从媒体融合加速转向融合媒体的动力机制逐渐形成。随着融合进程的加快，电视的传统优势已经消失。在AI领衔、5G驱动、VR崛起的融合媒体时代，如何全面勾画媒体融合的全景图，如何深刻把握媒体融合的本质，如何审视电视业的转折、责任与发展进路，这是当下电视人必须直面的重大命题，也是理解中国电视转型逻辑的理论起点。

　　自从尼古拉斯·尼葛洛庞蒂（Nicholas Negroponte）和伊契尔·索勒·浦尔(Ithiel De Sola Pool）[6]等人提出并发展这个概念以来，“媒体融合”（media convergence）就成为网络化时代各种媒介多功能一体化发展的代名词。然而，纵观全世界，这个过程进行得并不顺利，也并不平衡。在不同的时空中，媒体融合往往与媒体分化（media divergence）并存，并呈现出辨证发展的关系。[7]技术与市场创新往往受到更为复杂的社会信息系统的过滤和影响。换句话说，媒体的分化与整合一直是历史的一体两面，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呈现出不同的面向。20世纪90年代以来，从政策上的调整和机构上的整合，到基于“互联网上半场”的接收终端、传输平台以及业态融合，再到如今基于5G和AI技术的智能媒体新生态建设，我们可以发现，融合是创新与坚守的辨证发展过程，矛盾的主要方面随着技术、人才、资本、政策等主要因素配置方式的变化而变化。

　　基于此，本文将媒体融合发展的全景图划分为三个时期，即媒体融合期、融合媒体期和智能媒体期。针对每个时期，本文也进行了阶段划分，以展现在技术与社会互动背景下，新旧媒体此消彼长和相互渗透的融合过程（见图1）。

　　1. 媒体融合期

　　这一时期大致可以设定在2001年至移动互联网问世之际。方兴东等将这一时期定义为互联网发展的2.0时期。[8]PC端能跑视频是主要技术特征。这也是电视媒体在保持自身增长势能的同时，参与媒体融合进程的起步阶段。

　　随着带宽的不断扩容，互联网先后可以传送承载文字、图片和视频等的信息形态，多呈现方式、多媒介成为当时传媒业的新业态。平面媒体和广播电台广泛触网，在实现内容上网的过程中尝试着网络化转型。网上读报成为新的现象，网络广告的雏形开始出现。

　　网络视频在2005年后开始兴起，视频传输和泛在接收成为互联网给电视媒体未来融合发展埋下的伏笔。可以说，得益于技术和市场的双重驱动，网络新媒体顽强生长，摸索前行，从无到有、由小到大，扮演着视听产业的增量角色。

　　与此同时，电视则牢牢占据存量优势，傲然独立于媒体之林。凭借强势覆盖和优质内容，电视媒体依然呈现出稳定乃至加速的增长态势。有线电视数字化大幕开启，数字革命拓展了电视的内容空间和服务功能，大幅提升了节目质量；中央电视台黄金时段广告招标被视为中国经济的风向标；中国传媒第一股“电广传媒”引领了电视向资本密集型产业转型；“超级女声”等娱乐节目的崛起成为中国社会的新文化现象；省级卫视市场洗牌催生了电视新贵，对央视的主导地位形成挑战；在汶川地震等重大事件中，电视媒体扮演着核心的议程设置和社会动员者角色。如此众多的历史事实夯实着电视人在社会舆论乃至娱乐文化中的主导地位。凭借市场主导优势，电视媒体扮演着强势角色，几乎可以视互联网于无物。

　　然而，随着互联网不断扩容提速，顺应技术大势的网络新媒体迅速俘获了大量用户，尤其是年轻群体。电视媒体不得不重新审视网络媒体的存在，开始尝试网络化延伸。通过成立附属性的新媒体部门，电视媒体启动网站建设和推动电视节目上网。此时，虽然电视上网还是一个附加动作，媒体融合的理念却在中国传媒业中发酵，为随后的融合媒体时代的到来，奠定了认识论基础。

　　简而言之，在媒体融合期，电视媒体仍呈现稳定的增长态势，依然保持着独立而完整的内容制作、传输和用户接收技术体系，拥有专属的传播空间和特定的传播方式，其主流媒体地位不可撼动。此时的媒体融合，只是电视媒体向PC端的延展，向互联网的单向接入，也就是“简单等同于建立网络终端，把互联网平台作为电视内容的延伸播出端”。[9]电视虽然开始拥抱互联网，却只把互联网视作它的补缺。

　　2. 融合媒体期

　　这一时期大致始自2008年，以3G为代表的移动互联网的兴起为起点，未来可能持续到5G的全面普及与应用。之所以以2008年为起点，源于传媒业内部一个新的权力格局的形成。“如果从研究和叙事的完整性上看，以2008年作为研究年代的止点似乎更为科学”，因为“电视的这种强势地位是从2008年开始受到新兴的互联网媒介的全面挑战。”[10]3G出现后，移动互联网发展迈上快车道，开始逐渐打破媒体融合的传输瓶颈。2009年，无线传输协议新标准（802.11n）的启用，大幅提升了WiFi的传输速率。新旧媒体间的技术界限在传输平台和接收端开始出现消弭的迹象。此时的网络新媒体由大变强，电视媒体不再保持增长势头，开始出现衰弱的趋势，融合媒体的大幕由此拉开。

　　这一时期如果细分，可大致分为三个阶段：

　　首先是分庭抗礼阶段。这一阶段大体可以设定在2008到2014年，也就是截止到4G牌照的发放和正式商用。在这个阶段，新旧媒体间的边界依然清晰，分庭抗礼的格局显而易见。

　　一方面，电视媒体依然保有庞大而完善的技术体系，以及相对稳固的收视和广告市场份额。在基于高速移动互联网的多屏世界正式到来之前，电视依然是视频消费的主要平台。国家工商总局的数据显示，“2014年，我国四大传统媒体的广告收入之和为1994.63亿元，超过互联网广告收入的1540亿元。”[11]其中，电视广告收入超过1100亿元。虽然增长势头不再，甚至第一次出现负增长，电视媒体却依然坐拥传统媒体的资源优势和权威地位，在即将到来的广告收入断崖式下滑之前，与迅速勃兴的网络新媒体形成了中国传媒业的均势格局。

　　另一方面，以社交媒体、视频网站为代表的网络新媒体如雨后春笋般崛起，借助3G网络的普及而迅速迭代更新，培养并收获了以二次元群体为代表的数字原住民。在分庭抗礼的格局中，在传统媒体的自娱自乐中，网络新媒体以空前的增量潜能、横向的重构性力量，在传统媒体之外搭建起数字时代的新传播生态和新基础设施，并反过来激发了后来的传统媒体自我革命。

　　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个过程中，平面媒体和广播媒体率先迈出了融合的步伐，在互联网和移动端异军突起之时，赢得了在网络空间中与电视媒体平起平坐的地位。传统主流媒体内部的白热化竞争，更加剧了传媒业的裂变与重组。

　　此时，电视业增长势头不再，网络新媒体的发展趋势迅速上扬。如果说，在互联网发展早期，电视与网络新媒体因为传统权威和传播新贵的立场差异而互相看不起，那么随着互联网表现出空前的用户收割力，电视业不得不在单一的广告商业模式面临危机时放下身段，平等乃至尊重地看待这一新崛起的媒介平台。电视台开始审视并重视新媒体平台建设，开始关注需求侧驱动的供给侧改革。[12]此时，省级卫视间的距离开始拉大，有的省级卫视先行先试，巧妙利用网络平台，实现优势互补、相互促进，赢得了发展空间，为行业转型探索了新路，有的则因固守电视、缺乏创新，开始走向衰弱。

　　分庭抗礼的格局所揭示的是一个新秩序的到来，即在互联网面前，一切媒体都是平等的。3G技术的广泛应用使得传统媒体意识到，机遇和挑战对所有媒体都是公平的，即如何运用互联网思维重组或搭建自身的生产、传输和接收体系。作为电子传播时代的新媒体，也是“地球村”最早的想象性媒介，电视媒体曾展现出变革性的力量，但在高速移动互联网到来之际，却因发展惯性和既有优势，表现得有些裹足不前：既淡漠了收视群体的代际更替和族群差异，也在快速而庞大的用户迁移过程中，失去了与以二次元文化群体为代表的数字原住民的有机关联，为后续基于收视率的单一商业模式的瓦解埋下了隐患。互联网虽然起于传统媒体体系之外，但将迅速重组存在已久的媒体格局。

　　其次是主动互融阶段。这一阶段以2014年以来4G的快速普及为特征。在此基础上，移动终端成为大众传播的主渠道，高质量、多样化音视频传输成为新常态。面对不断崛起的网络新媒体，尤其是以微信为代表的社交媒体平台所展现出的空前的内容整合力、渠道统治力和用户黏附力，媒体融合也开始从技术议程和市场议程转变为国家议程和国家战略，具有更高的决策度和更强的动员力。这一由上而下的媒体融合政策，驱动着中国电视业进行以互联网思维为主导的流程重构和平台再造，迈向移动端成为其不二选择。

　　收视群体的代际更迭，收视率和广告收入的断崖式下跌，使得电视媒体意识到亟需弥补技术短板，借助移动互联网拓展传输网络和用户规模，将互联网尤其是社交媒体平台和移动客户端作为新渠道、新终端和新主场。2018年以来，随着5G概念的注入，以“转换传播渠道、转变表达方式、转变生产机制”[13]等为代表的融合新思想层出不穷，传媒业态也日新月异，新旧媒体间的迭代重组空前加速。面对瞬息万变的传媒业，电视人不得不为生存而战，通过业态创新纷纷寻找未来的转型发展空间。媒体融合进入深水区，一系列结构性矛盾只有通过自我革命才能得到最终解决。

　　与此同时，技术和资本驱动的互联网产业以其打破等级的空前强大的连结性优势，重组了人类社会的互联方式，也积累了庞大的数字原住民和移民用户群体。比如，2011年诞生的微信在4G技术的加持下，迅速突破了传统社交媒体的技术和功能边界，融合了社交网络、网上支付、电子商务等多样化功能，在绑定用户的同时也成为进入互联网世界的重要入口。然而，庞大的互联网平台需要关系和内容来填充，前者可以依靠社交媒体，后者则需要丰富而多样的内容生产力。瞬间崛起的UGC内容往往因粗糙且无序，难以满足网络用户从影视观赏经验中延续而来的优质内容消费需求。于是，内容创新和人才队伍成为网络新媒体可持续发展的瓶颈，亟需大量优秀的传媒人才输入，以提升内容生产力。同时，内容无序、伦理失范也将网络新媒体置于社会信任危机的漩涡中，亟需正能量的输入和监管体系的保障。于是，电视媒体与网络新媒体相融合，人员的跨界流动、内容的相互采撷、平台的互相借力成为新常态。

　　主动融合的结果是双向的。电视人的融入提升了网络新媒体的内容质量，网络新媒体的技术平台拓展了电视的传播边界。“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从理念开始走向现实，媒体融合的观念开始深入人心。随着国家广电总局等部门对网络视频规制力度的加大，针对性监管政策的出台，网络新媒体也从无序开始走向有序。

　　当前我们身处的这个阶段里，电视人兵分两路：一路开拓互联网平台，将内容和服务落地移动端，甚至以移动端为导向重组自身的组织结构和生产体系；一路依然维护着自己相对独立的内容生产、传输和接收体系。换言之，这个时期的特征是电视媒体的双体系运行，存量的延续和调整同时发生。虽然两个体系虽然同时存在，但这一阶段不会持续太长，因为无论是技术还是市场和受众都已准备好迎接传媒大变革的到来。

　　再次是实质融合阶段。这一阶段将以5G技术的普及为首要特征。当下，实质融合尚处于萌芽期。随着带宽扩容、网速提升、网费降低，高速移动互联网正在取代重资产的电视传输网，成为媒体内容的唯一传输平台。电视媒体的传统商业模式将进一步走向衰落。PC端和移动端将实现统一，网络新媒体的平台性和生态性特征愈加明显。

　　进入实质融合后，媒体融合将由表层进入深层。5G的快速布局将催化和加速接收终端的融合和传输平台的统一，进而倒逼供给侧的内容生产革命，以及媒体生产流程的系统性重组和组织结构的重构。各方合力将促成融合媒体的出现。在这个过程中，电视媒体将仅仅保留前端的内容生产系统，而相对独立的技术传输体系和接收体系将不复存在。电视台现有的组织结构和运行模式，将受到重大冲击。

　　在这个融合媒体的新生态里，主导电视成为融合媒体的是人人融合、思想融合和媒介互融三个过程。人人融合指的是人才的跨屏跨平台流动；思想融合指的是打破新旧媒体对立观，全面融入互联网思维；媒介互融指的是打破行业壁垒观，一切基于互联网平台及其多边平台经济。[14]由此，与这个新生态相伴随的，是一个新秩序的诞生。

　　互联网在其上半场所爆发出的生产力既产生了效率也制造了混乱。随着以电视为代表的主流媒体大踏步将主战场移师互联网，尤其是移动互联网，其专业优势和职业责任迅速使得回归秩序、重建权威成为融合媒体的新局面。让正能量主导内容，让主旋律主导舆论，让公共服务主导平台，在守正创新中，智慧广电将成为国家数字经济总体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15]

　　综上，从分庭抗礼到主动融合再到实质融合，电视媒体经历了从被动应对到主动出击的战略转变，网络媒体呈现出从量化扩张到质化提升的发展转向，双方开始交互共享资源，共同融入高速移动互联网的汪洋大海。以传输体系和接收体系融合为特征的融合媒体，开始强势主导未来的传媒业。

　　3. 智能媒体期 

　　智能技术已经开始渗透进传媒业，成为媒体融合的新动能。那么，智能媒体是什么？具有哪些革命性的技术和传播特征？欧阳常林曾提到，5G将赋能视频传播，具体表现在传输端的扩容提速、生产端的创新融合和接收端的多样化场景等。在此基础上，本文认为，真正的智能媒体不仅是技术加持，而是一场系统性的技术革命，是从接收端到传输端再到生产端的智能化重构。换而言之，如果说，融合媒体是媒体在传输平台和接收终端的融合，那么，智能媒体主要是内容生产端的革命。

　早在2018年底，本文作者便提出了AGC的概念。AGC（AI Generated Content），即人工智能生成内容，将是智能媒体与融合媒体的本质差异。以AI全面介入传媒内容生产为标志，智能媒体将依托AGC，全面整合PGC和UGC，形成崭新的内容生产格局。通过AI技术的全面引入，整个媒体产业链条将实现全面智能化。

　　传媒产业链由内容生产端、传输和用户接收端构成。未来，5G发力于传输，实现传输革命，解决高带宽移动统一接入；VR作用于用户端，促进接收方式的革命性改变，以沉浸感和交互性来重构人与世界的交往格局；AI将重组内容生产体系，并最终形成AI+5G+VR的智能媒体传播技术新格局（见图2）。届时，智能媒体将不仅仅是媒体，而是与社会融为一体，由此改变人类的生活传播方式。

　　当前，我们还处于智能媒体的孕育期，也可以称为智能媒体的石器时代。在智能媒体搭建的传播环境中，传媒业将彻底被重组，传统电视台的组织结构和生产模式将不复存在。与社会其他部门一样，电视已经不在互联网之外，新旧媒体之争已经成为历史。未来，电视将脱胎换骨、涅槃重生，走向与移动互联网的全面而系统的融合，成为媒介与社会一体化的重要支撑性力量。人、机器与社会将无缝互联，社会的自动化和智能化水平将得到极大提升，媒体将全面改变世界，一个社会媒介化的时代即将到来。

　　媒体融合的本质是技术融合、人人融合、媒介与社会融合。这三个方面所体现的既是媒体融合的进阶性特征，也指引着我们更好地寻找驱动媒体变革的主要因素，比如“媒体互动的新方式、媒体技术的新融合、媒体产品的互相依赖与交叠等”。[16]

　　1. 技术融合

　　技术融合的实质就是技术标准和技术体系的融合，是媒体融合的根基。所有的传统媒体都必须直面当代技术强势所带来的结构性重组，顺应技术强势语境下的媒体融合大逻辑是硬道理。在这个融合过程中，任何一个孤立的技术体系都不可能独立存在，必须围绕信息生产、信息传输和信息接收效能的全面提升，围绕社会整体媒介化和智能化的需求而打破既有边界，做出相应改变。

　　工业化时代的各类媒体往往因分工不同而充满领地意识。媒体机构是内容生产者和传播者，技术是中介和工具，受众是市场。这种分化的传播思想虽然成功塑造了各个领域的专业意识，但也扎起了围栏，埋下了隐患，让传统媒体在信息时代卸不下来自历史惯性的思想包袱，甚至逆潮流而动，只希望在新的媒介生态中找寻一处避风港或避难处。但“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传统媒体只有适应技术更迭的频率，跟上技术革命的步伐，才有生存和发展的空间。随着AI+5G+VR主导的智能媒体时代的到来，所有媒体形态终将融入智能媒体的大生态之中。

　　2. 人人融合

　　未来，传媒人将不再有行业之分，也可能不再有机构之别和身份之异。随着技术标准的统一和媒体产业链的打通，传媒业将合在一起、融为一体。与此同时，互联网成功赋权给社会大众，使其成为内容的生产者和传播者。随着整个社会信息化进程的加速，传统上分而治之的媒体格局将无法适应从数字化到网络化再到智能化生存的新人类群体。互联网高度的连结性拓宽了人们获取信息和社会交往的空间边界，泛在性和沉浸性成为人们对传播的新需求和新愿景。

　　与此同时，基于互联网尤其是移动互联网的各类应用，从电子邮件到聊天软件，从搜索引擎到社交媒体，从游戏动漫到虚拟现实，从长视频到短视频，从门户网站到智能算法推荐，各类新兴媒介形态空前地拓展了人们的认知边界，也成功赋权给个体用户，使其成为内容的生产者、加工者和传播者。这正是亨利·詹金斯（Henry Jenkins）所欢呼的网络时代的“参与文化”（participatory culture）。[17]

　　随着电视人和新媒体人走到一起，职业传播者与社会大众走到一起，人类的智力资源前所未有地汇合在互联网上。人人融合、人人皆媒时代的到来，使得大众的智慧开始聚合，真正的大众传播开始显示其力量。

　　3. 媒介与社会相融合

　　首先，万物皆媒、万物互联智联。媒体的分类将不再按照新与旧、主流与非主流的简单差别，而是以连接性为根本标准，从而回归到媒体概念的本源。“基于感应原件的各种智能物体与新传播技术的交互融合，将推动物体‘媒体化’”。[18]在高速移动互联网的驱动下，人类社会的连接性达到空前的广度和深度。媒体无所不在，成为社会的新基础设施。[19]如果说以电视为代表的传统媒体拓展了人类认知未知世界的视野，那么互联网所带来的则是人类与未知世界的全面的物理连接，虚拟空间与现实空间实现融合。随着智能穿戴设备、智能音箱、智能家居的快速普及，物联网从技术神坛走进日常生活，成为人们思考何为媒体的新起点。在这个意义上，媒体不再是一个单独的社会部门，而是智能时代的基础设施和生态环境。

　　其次，媒介即社会、社会即媒介。媒介与社会一体同构，这是“智能”的根本含义。5G的成熟和普及，将加速媒介与社会的一体化进程。届时，全社会都将思考何为媒体、如何与媒体产生关系，这将成为一种新的思想现象。对每一个社会个体而言，媒介不再是一种介质，不再是虚拟环境，而是生存的现实环境。高速移动互联网系统性介入社会运行，从数字化生存到智能化生存，个体生活和社会结构将会发生颠覆性变化。融合打破了行业和社会的边界，无界社会的时代开始到来。

　　面对传媒大变局，作为传统媒体的代表，电视人表现出奋进、守护、彷徨、离席等复杂的态度和行为。然而，技术所创造的新传播环境驱使乃至倒逼着电视人在思想和行为上进行自我革命，作出历史性抉择，并思考未来的发展进路。

　　1. 要改变思路，高度重视技术驱动力，直面技术强权

　　信息传播技术创新重构了人与社会的连接方式，以不可阻挡之势，对传统媒体的技术模式进行颠覆。这一霸权式的力量驱使着电视人必须进行自我反思和自我革命。电视人要充分意识到，“掌握现代传播科技是‘智媒人才’的必修‘基本功’”。[20]在技术强权的驱动下，未来的智能媒体时代将依托AI+5G+VR的新技术体系。

　　AI的应用将彻底改变媒体内容端，全面重组内容的制作流程。智能化的信息采集和分析将成为新的生产力，以更精确和更灵活的方式满足着社会大众对于多样化内容产品的需求。

　　5G的普及将极大拓展电视的传播容量，提升传输速率，统一传输平台。受带宽限制而分化的传播渠道将在5G平台上融合为一体，驱动着前端的生产融合和终端的接收融合。

　　VR的渗透将系统颠覆内容的消费习惯。全息媒体将极大扩展内容消费的空间维度，塑造用户的全方位体验，反过来也驱动着AI生产的全息化和全程化。

　　三方相互推动、互相借力，在打破传统媒介物理边界的同时，缔造着万物皆媒的新时代和媒介与社会一体化的新生态。在这里，专业与大众、大屏与小屏、人工与智能的边界将逐渐消失，智能传播将以自动化机制满足不同屏幕背后的流动性的观看需求。VR将彻底摧毁大屏与小屏，带来收视观感新革命。因此，电视人务必要深刻理解这一由技术驱动的变革趋势，摒弃传统思维，抛弃领地幻想，勇于迎接挑战，主动拥抱新技术，充分利用新技术平台所拓展的传播空间及其所容纳的多样化的传播样态，争取搭上正在到来的AI+5G+VR的高速列车。

　　2. 要看清现实，清醒认识媒体融合的本质和阶段性特征

　　媒体融合不再是传统媒体的网络化延伸，也不仅仅是接收终端的融合以及传输系统的统一，而是从生产到传输再到接收的系统性重构，是社会媒介化和媒介社会化的双向进程。因此，在认识技术、人和社会融合为一体的变化趋势中，电视媒体不能延续孤立的技术模式和封闭的行业思维，而是要用高速移动互联网来重组自身的传输体系，用虚拟现实技术重构接收端，利用人工智能技术改造生产端，以满足融合媒体和智能媒体时代的视频观看需求。

　　在此基础上，电视人必须看清从媒体融合到智能媒体的路线图，定位自身所处的时代坐标，提前谋划，占据技术创新、内容生产和服务提升的优势位置，把握住当下所处的主动融合期的历史机遇。立足技术前沿和自身优势，电视媒体才可以有的放矢，有所作为。媒体大变革前夜，技术革命浪潮汹涌，留给传统电视人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3. 要换位思考，高度重视和主动融入二次元文化

　　从传播大众向大众传播[21]转型的过程中，电视媒体需要高度重视社会结构的变化。信息找人替代人找信息，成为传媒业必须进行的理念转向。在一个人人皆媒的传播环境中，二次元文化中成长起来的年轻人是互联网时代的原住民。他们既是内容的主导者，也是市场的主导者，更是未来社会的中坚力量。然而，他们的行为规范、文化特征、群体心理，却是当下许多电视人的知识盲区和视野盲点。精准分析和把握他们的心理和文化特征，才能找到并贴合未来传媒业的发展方向。

　　与此同时，电视观众年龄虽然日益走高，但数字化移民和智能化生存也在这个群体中快速发生。比如，老年人掌握移动端，将会成为用户市场新的增长点。研究发现，2012年以来，“老年网民数量增长130%，老年人触网速度是整体移动互联网普及速度的1.6倍。”[22]而且，老年人与青年人在网络活跃度方面，并没有呈现出显著差异，形成了移动互联网的重要流量池。因此，要高度重视各类网络群体的心理和文化特征，让技术和服务离受众更近，扮演好手段和目的的双重角色。

　　4. 要守正创新，传承好电视人独特的媒体基因

　　正如本文开篇所说，与社会的长期互动使得任何一种媒介都内化了丰富的社会基因，在漫长的人类传播史中展现出跨越时空的影响力。人类传播史既是技术的迭代史，也是内涵和精神的传承史。简而言之，传媒业的发展就是充分利用不同历史阶段的符号和技术创新来赋能人类的传播行为，拓展传播空间，搭建传播共同体。因此，在技术与人、技术与社会的互动逻辑中，我们既要看到技术的强权逻辑，也要发掘中国电视蓬勃发展近四十年来所积累和提炼的独特的媒体基因和传播优势。

　　首先，电视人拥有忠诚的品质，将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写在了自己的基因里。自诞生以来，电视在阐释国家方针政策、回应社会发展需求、塑造国家内外形象等方面尽职尽责。在为党和国家服务的过程中，电视人锻造了严明的纪律性和坚定的大局观。对党和国家的绝对忠诚镌刻在电视人独特的社会基因里，从而有效捍卫着中国社会舆论生态的秩序。

　　其次，电视人拥有精湛的视频制作技术，这是重资产、重装备的电视工业的重要特征和核心遗产。正如孙玉胜所说：视频是传播的最高形态，娱乐是视频的原始属性，却不是媒体影响力和话语权的来源；长短视频各有所长，但视频的品质才体现出主流媒体的专业能力。[23]5G拓展了高速移动互联网的传输能力，为视频消费从低质进化到高质带来机遇。伴随着对高质量视频的需求增长，电视人专业的视频拍摄和制作技术将在移动端得到有效施展。

　　再次，电视人拥有深厚的家国情怀。在改革开放的春天里，中国的电视业蓬勃发展，与思想解放、市场经济和全球化深度绑定在一起，为国家建构和民族认同制造着文化仪式，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塑造着社会心理基础。通过电视与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宏大愿景相连，已经成为中国这个“想象的共同体”的内在传播机制。

　　守正创新、初心延续。这些独特的基因正是当下融合媒体和未来智能媒体最为需要、最为珍贵的品质。正如“学习强国”App所展示的，技术创新和主流媒体可以有效结合在一起，使得主流声音能够借助移动端拓展传播力和影响力；与此同时，一个集合理论学习、新闻资讯与公共服务等功能的平台式客户端也满足了当下混杂的信息环境中社会大众对于传播有序的期待。因此，用主流声音主导网络平台，用主流价值观主导内容，是可期的，也是可行的。

　　借鉴“学习强国”的创新经验，电视人应保持并尽快将上述独特的社会基因注入融合媒体的血液，写入智能媒体的大脑，为融合媒体和智能媒体发展保驾护航，让其传播正能量、弘扬精气神。如果电视人能牢牢抓住技术变革的机遇，带着电视人特有的基因大踏步迈向融合媒体主战场，开辟新的发展空间，做媒体融合的积极推动者和重要参与者，那么，如今的电视人，也将是未来社会权威信息的发布者，媒体公信力的守护者，网络社会秩序的维护者，虚拟空间精神家园的守望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