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种观点认为：运营商4G建设成本还没收回，大规模建设5G就是冒险行为。关于这个观点，我们有必要分析一下。

　　关于4G部署的成本问题，通信领域最资深的院士贺铨院士提供了一组的数据：中国在4G建设上花了大概是7000亿元到8000亿元的建设投资，总共花了6、7年才完成建设，相当于运营商每年投入1000多亿元。

　　4G是否收回了成本?拿经营最好的中移动来说，2018年的利润大约1200亿人民币，4G网络建设的回报确实不高，但是肯定没有赔本。

　　不过，对于电信和联通来说，他们的利润却是远不及移动，悲观点估计，他们没有回本的可能性还是有的。当前，电信和联通的现金流都不充沛，所以最近传出电信、联通要合建一张5G网络。

　　移动号称已经准备好了5000亿资金建设5G，不过年中惨淡的财务数据也在告诉我们，其实移动的资金也在承受重大的压力。

　　在这个背景下，单纯站在行业的角度，确实有必要把我5G建设的节奏和速度，合理控制建设成本，以防出现3G时代日本和英国运营商的过度乐观的“冒进行为”。

　　在上个世纪90年代，高通公司很早就开发出了基于CDMA的3G技术，但当时大家的通信需求基本就是打电话、发短信，2G的移动通信就能很好满足了。

　　从需求端看，2G没有明显的痛点，3G就一直没有找不到很好的应用。日本和英国的运营商，当时设想就通过先建设3G网络再孵化出相关应用。

　　2003年，日本运营商KDDI，率先实现了3G商业运营，2005年达到了2千万的用户。KDDI希望开通3G服务后，其它应用能够跟上，但是它显然过于乐观了。

　　事实上，当时普及3G的技术预先要求没有完全达到，配套的产业更不成熟。当时的处理器耗电量极高，电池的寿命极短，KDDI的3G手机，如果真的上网，当时主要是音乐下载服务，只能待机4小时，而且当时流量费极贵。这就导致该运营商虽抢到3G的首发，却遭遇了亏损。

　　英国运营商沃达丰，在2000年花巨资拍下了3G的无线电频带，但是因为和KDDI遇到同样的原因，业务完全没有做起来，再加上随后互联网泡沫破碎后全球IT产业不景气，最终出现巨亏。

　　KDDI和沃达丰，在3G投资上的失败，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技术上不成熟，制约了对用户需求的刺激;二是需求不旺盛，相关的配套产业难以兴起。

　　两个原因，其实也可以归结为一个大原因，就是技术的崛起。3G时代，后来有了低功耗的ARM处理器，有了很省电的安卓操作系统，有了容量密度翻番的电池，有了能够容量大的存储器，有了云计算提供服务，在这种条件下3G手机得到迅速普及，各种基于移动终端的应用得到了发展，成为“技术创造市场、技术激发需求”很好的例子。

　　现在5G建设面临的情况，跟3G初期，倒有几分相似之处。比如，现在4G能够满足大多数通信需求，可见的痛点不多、不明显，对应的应用需求也没有被完全激发出来。虽有一些可见的应用，但没有形成大产业。

　　根据产业发展规律，若普及5G的技术全部准备就绪，相应的需求和应用自然就起来了。我们也要看到，技术的发展有时要比我们想的快得多。比如从1952年IBM第一台商用计算机诞生，到1959年计算机普遍用于飞机订票等其他大规模应用，只有7年的时间间隔。而从2003年KDDI推出3G服务，到2007年—2008年苹果和Google让移动互联网普及，只有4、5年的时间。

　　5G网络技术方面，华为公司在全球已处于领先地位;权威科学期刊《自然》上个月底专门发表了一篇关于中国AI现状，文章认为在该领域我们也处于世界前列。应该说，普及5G的上下游技术，我们国家都取得了突破性地进展，已经走到了世界前列。我们有实力在5G上领跑世界。

　　当前，“网络强国”已成为国家战略，5G技术毫无疑问是发展的重中之重。从中央到地方，纷纷出台政策支持5G的发展，为5G普及发展做了很多产业配套。业内专家预计，5G普及的预先技术和产业配套，再过4、5年的时间，就能够满足。这些条件一旦满足，相关的应用就会迎来“井喷式”发展，从而给运营企业带来巨大的收益。

　　当然，抢跑者、领先者总是要承担更多的“沉没成本”，现在开始大规模建设5G，除了商业利益驱动，还体现了国家意志，站在这个层面看，“用金钱换时间、以时间铸优势”是一个国家大战略。

　　当然，具体到执行层面，运营商建设5G网络还是要算好“成本收益账”。要紧密结合各个地方、各个领域的产业发展情况，合理控制建网规模和速度。

　　坚持“产业带动建设、建设催生产业”的“双轮驱动策略”，可以超前，但要适度，这样可以比较快地收回成本，让产业像滚雪球似的继续发展。而不要像2000年沃达丰那样过早背负巨大的债务，让5G建设成为运营商不可承受之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