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宋建武，系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新质生产力以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及优化组合的跃升为内涵，以全要素生产效率大幅提升为标志，特点是创新，关键在质优，本质是先进生产力。以新质生产力催生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需完成媒体形态的根本性重构、体制机制的整体调适、结构布局的全局重组。

　　在当今的人类信息生产和交互领域，以互联网、人工智能为核心的新一代信息技术提供了空前广泛和紧密的社会各方面普遍联系的能力，以及强大的信息处理和交互能力，形成了集中体现为社会各方面数据采集和分析处理技术的新质生产力。这些技术的突出特征是能够通过构建互联网生态级平台来聚合各种社会主体、各种功能、各种资源。在此过程中，平台能够采集、汇聚、分析处理巨量数据。劳动者把这些数据作为劳动对象，运用算法作为生产工具，显著提升着人们对客观事物的发现力及整合和运用数据背后资源的能力。同时，各类社会主体通过互联网连接到算力平台，借助平台的技术赋能，实现全员参与的信息生产，并在平等互动的社交关系中形成新的信息生产和交互关系。

　　通过数据这一表征人们行为特征和资源特性的符号，能够实现社会各方面资源与人们需求之间的高效率匹配，不仅能带来内容生产与传播效率的双重提升，而且在社会的整体运转中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促进和优化作用。

　　新质生产力由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产业深度转型升级而催生，以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及其优化组合的跃升为基本内涵，以全要素生产效率大幅提升为核心标志，特点是创新，关键在质优，本质是先进生产力。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生产力理论分析这种新质生产力的作用，“以互联网为核心的现代信息技术”正在依托移动通信系统的形成、个人化信息终端的普及，形成以全民参与、社交分发和精准分发为特征的信息生产和交互领域新的生产/传播关系，通过构建互联网生态级平台，聚合各种社会主体、各种功能及各种资源，形成新的生产方式。可以说，在人类的信息生产和交互领域，正在进行着一场系统性变革。

　　这一变革对媒体形态即生产方式产生影响，出现全程媒体、全息媒体、全员媒体、全效媒体。“全程、全息”是对以互联网为核心的现代信息技术特征的形象化概括，而“全员、全效”则是对这些新技术带来的新的生产和传播关系及新的媒体功能形态也即生产方式的高度概括。

　　所谓系统性，是指事物各要素相互联系、相互作用，形成一个有机整体的过程和状态；“变革”一词表示事物发生根本性的改变或转变，通常指社会、制度、政治等方面的重大改革；系统性变革强调的就是在根本性改变过程中，要充分考虑到事物各要素的相互联系，作出整体性安排。正确理解系统性变革这一任务的各项要求，首先要对我国主流媒体近些年的转型发展实践进行系统性总结和思考。

　　从我国主流媒体的转型实践看，系统性变革迫在眉睫。媒体融合这一战略目标的推进，经历了以下多个阶段：

　　“借船出海”，强化传统媒体互联网内容产品生产能力。在这一阶段，媒体融合战略及其实践主要着眼于优化自身资源配置，研发和制作适应互联网传播渠道、能够广泛传播的内容产品。其目的是要通过做出“更好”的产品，来占领网上舆论阵地。

　　这种思路的底层逻辑是：依托主流媒体信息源的权威性及内容产品质量，以产品模态多元化方式在互联网商业平台上扩大影响力和传播力。这种“借船出海”模式，使传统主流媒体的内容产品在互联网商业平台上获得可观的传播量。然而，这些内容依旧是由媒体专业人员在封闭式流水线上制作的，延续了根基于机器大工业时代的大众传播模式下的内容生产方式，以一种更为标准化的生产流程，强化传统主流媒体的内容生产能力，但没能适应以互联网为核心的现代信息技术带来的新的生产关系和生产方式。

　　尝试打造自主可控平台。实现内容产品融合创新后，主流媒体内容形态与传播渠道都得到拓展，涌现出许多在互联网平台上的爆款产品。但发展的瓶颈也随之而来，主流媒体开始面临“有爆款没用户，有流量没平台”的困境，既不能留住流失的用户，也未能形成新的商业模式，还对互联网商业平台产生了依赖。

　　主流媒体以互联网商业平台为“展示区”的“借船出海”模式，仅仅是一种过渡性策略选择。尽管大多数主流媒体建立了自有的移动客户端，但依旧习惯性地将其视作单纯的新闻信息发布端口之一。这些移动客户端只是单向的传播端口，主流媒体普遍没有建立起能够广泛联系人民群众的新型传播平台，没能把互联网信息传播的主渠道掌控起来。

　　建设全媒体传播体系，推动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为推动前述问题的解决，2020年9月，《关于加快推进媒体深度融合发展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出台，提出要“逐步构建网上网下一体，内宣外宣联动的主流舆论格局，建立以内容建设为根本、先进技术为支撑、创新管理为保障的全媒体传播体系”。《意见》还要求，“探索建立‘新闻+政务服务商务’的运营模式”。结合2018年11月中央深改委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的《关于加强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的意见》和 2022年4月中宣部、财政部、国家广电总局联合下发的《关于推进地市级媒体加快深度融合发展实施方案的通知》，全媒体传播体系的功能、结构进一步清晰，“主流舆论阵地、综合服务平台、社区信息枢纽”等三大功能及新型主流媒体四级（中央、省、地市、县区）结构得以明确，成为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的主要任务，开启了我国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的进程。

　　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面临的主要问题。认识上的局限和现行体制机制都是不可忽视的制约因素。

　　认识上的局限导致主流媒体难以聚合社会资源建设开放平台。在实践中，我国主流媒体系统内外两个层面的认识都影响着系统性变革。

　　从内部来看，很多媒体从业人员习惯于在传统新闻业的经验基础上思考新现象，习惯以旧思维解决新问题，没有认识到新质生产力已给信息生产和交互领域带来新的生产关系和生产方式，其对新技术的运用主要集中在提升内容生产的效率及质量和数量的工具上，对于建构起一个与人民群众广泛连接的开放式平台以适应新的生产方式缺乏认识。

　　从外部来看，不少人还没有充分认识到媒体融合发展不仅仅是新闻单位的事，要把我们掌握的社会思想文化公共资源、社会治理大数据、政策制定权的制度优势转化为巩固壮大主流思想舆论的综合优势；新型主流媒体建设需要多元社会主体的共同参与，需要党和政府给予政策支持以解决公共服务数据接入、形成新质生产力下的“劳动资料”；等等。而是依旧把媒体融合视为媒体和宣传部门“自己的事”，使得新型主流媒体“新闻+政务服务商务”的运营模式难以实现，自主可控平台难以建立。

　　现行的体制机制难以适应媒体转型及其功能创新的需要。媒体融合发展的根本推动力来自主流媒体在坚持正确导向的前提下自觉运用新质生产力，以顺应社会信息交互领域新的生产关系和新的生产方式发展的需要，这要求主流媒体不断通过产品创新进行功能创新。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这种功能创新依赖于市场机制的运行。但我国主流媒体的传统体制对新生产方式的形成产生了一定程度的阻碍。如部分基层融媒体中心选择以公益一类事业单位的方式来运营，限制其发展所需要的“服务”功能的拓展。《关于做好事业单位政府购买服务改革工作的意见》规定，“公益一类事业单位既不属于政府购买服务的购买主体，也不属于承接主体，不得参与承接政府购买服务”，这就使得按照公益一类事业单位模式运营的融媒体中心难以承担综合服务平台和社区信息枢纽等功能，也就无法适应中央对基层融媒体中心的建设要求。同时，这一体制也难以调动专业内容生产者的积极性，往往会使采用这一体制的机构陷入“干好干坏一个样、干与不干一个样”的境地，难以产生创新活力。

　　媒体形态的根本性重构。这一任务具体而言就是完成新型主流媒体建设。所谓新型主流媒体，不仅仅是其内容数字化、发布渠道网络化，而是运用新质生产力，顺应新的生产关系，按照新的生产方式要求建立起来的平台型媒体。这种平台要实现多类主体、多种功能、多边资源在一个物理网络空间中的汇聚，并能够将这些要素以数据形态纳入一个提供大规模计算、存储和处理数据能力的服务器集群，由基于这个集群的数据中台根据使用者的指令对其加以处理，生产各种信息并予以分发，同时能够借助数据实现各种资源与社会需求的高效匹配。

　　体制机制的整体性调适。这要求主流媒体的体制选择应与其功能设定相匹配和适应。按照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要求和新媒体的发展规律及中央对新型主流媒体运营模式的要求，新型主流媒体应成为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市场主体。这一体制将为其用人机制、激励机制、运行机制和流程的优化奠定基础。

　　结构布局的全局性重组。这一任务主要体现在全媒体传播体系中各级各类主流媒体间相互关系的构建。比如，中央和省级互联网平台的建设主体和任务如何设定，综合性媒体与专业类媒体各自承担什么任务和职责，建设目标和任务是什么，省级平台与基层融媒体中心的关系及功能分工如何设定，这些问题在当前实践中均需系统性思考并予以解决。

　　总之，要从顺应生产关系变革、构建新生产方式的角度，围绕把主流媒体建设成为平台型媒体，做好系统性变革的顶层设计；要明确当前系统性变革的目标。主流媒体平台不仅仅是单一的信息载体或发布渠道，要打破社会信息生产和分发由专业人员垄断的格局，建立起能连接并整合各种主体、功能、资源，兼容多种信息模态的复杂生态体系，广泛地联通社会的各个领域，实现自身功能的全效化、内容生产的全员化和信息分发的社交化。通过大数据和算法的应用，还能够实现信息生产与交互的智能化。媒体平台能够实现信息交互领域新质生产力与新型生产关系的结合，从而成为一种全新的生产方式载体，体现出更高的效率、更强的创新能力，更符合高质量发展的要求，具有变革现有信息生产与交互逻辑的潜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