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系：陆小华 天津大学新媒体与传播学院院长）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提出的重要改革任务“构建适应全媒体生产传播工作机制和评价体系，推进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要基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总体部署把握，推进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的目标取向及内在逻辑。

　　为什么要推进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从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全局理解，就是要通过系统性变革进一步增强主流媒体的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就是要通过推进系统性变革使主流媒体更好承载、创造、传播、发展具有强大思想引领力、精神凝聚力、价值感召力、国际影响力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从主流媒体自身发展观察，就是要通过推进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进一步增强主流媒体的生存力、竞争力、发展力、持续力。“生存力、竞争力、发展力、持续力是国家发展能力的集中体现，是一个有机整体，涉及国家政治、经济、外交、教育、法治、科技、文化等社会发展的基本方面，涉及制度、体制、政策等国家治理体系的基本结构，是国家发展综合国力的根本支撑性力量。”作为主流意识形态重要传播主体的主流媒体概莫能外，它们是国家发展综合国力的根本支撑性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主流媒体的生存力、竞争力、发展力、持续力状况和发展趋向与国家发展综合能力强弱密切相关。面对当今世界范围的影响力竞争、认知竞争、舆论博弈，既不能对主流媒体影响力的弱化、边缘化坐视不理，也不能容忍主流媒体的生存力、竞争力、发展力、持续力弱化。因而，必须推进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以增强主流媒体的发展综合能力与影响力竞争能力，以赢得影响力竞争。因此，增强影响力竞争能力，赢得影响力竞争，既是推进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的目标取向，也是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的内在逻辑。

　　推进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这项重大改革部署是文化体制机制改革的组成部分，是在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整体部署中提出的。赢得影响力竞争，同样是推进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作为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组成部分的内在逻辑。这客观上要求人们基于大国治理的内外要求，把握推进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的必要性、必然性与目标取向，要求人们基于生成式人工智能催生智能变革新阶段的时代条件，把握推进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的内在逻辑与关键问题，基于赢得影响力竞争、解决现实存在的深层次问题，确定实施路径与对策方案。

　　历史地看，大国治理并不可能仅止于内，在大国博弈的复杂环境下，促进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必然需要以更强的国家发展能力为基础，必然需要基于强国建设要求以赢得影响力竞争为目标取向，推进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推进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是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战略部署的组成部分，是服务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战略安排，是强国建设的必然要求。因而，需要从强国建设要求领悟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的目标取向与内在逻辑。这至少可以从以下几个维度认识。

　　（一）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必然要求统筹推进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

　　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研究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问题的一个主要考虑，就是注重全面改革，在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框架下谋划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统筹部署经济体制改革和其他各领域改革。这次全会《决定》的一个鲜明特点，就是更加注重系统集成，以整体谋划、系统布局，确保改革更加凝神聚力、协同高效。因而，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必然要求统筹推进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以相适应，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的部署，既有深化文化体制机制改革的特殊内涵和要求，又是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总体部署的具体体现。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必然要求进一步做大做强主流舆论，巩固全党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这就需要在媒体融合发展的基础上，顺应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趋势，用互联网思维主导资源配置，构建适应全媒体生产传播的工作机制和评价体系，推进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这还需要深化文化体制机制改革，实施全媒体传播建设工程，从而不断提升主流媒体的现代化水平，使主流媒体具有强大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从而让具有更强影响力竞争能力的主力军全面挺进主战场，赢得影响力竞争。

　　（二）国家治理现代化必然要求主流媒体提升影响力竞争能力

　　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研究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问题的另一个主要考虑，就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国家治理是指以国家机构为代表的各类主体对主权国家范围内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军事等各个方面的治理，涉及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军队、政党政府等各个领域，即通常所说的治国理政。”主流媒体体现主流意识形态，被视为党、政府和广大人民群众意志、声音、主张的权威代表，从而是具有权威地位和特殊影响的媒体。主流媒体不仅受权发布或收集传播国家治理主体的主张、意志、行动和声音，而且客观上就是国家治理的主体之一。毕竟，国家治理的理想状态是保卫国土安全和国民安全，促进经济发展和市场繁荣，保障公民权益，维护社会秩序，调节利益关系，解决社会问题，惩治违法犯罪，满足公民合理需求，增进社会认同，促进社会和谐稳定。其中几乎每一方面理想的实现都离不开主流媒体更有效地发挥作用。因而，历史地看，国家治理现代化必然要求推进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以与之相匹配，必然要求主流媒体通过系统性变革提升自身的现代化水平，即提升自身的影响力竞争力，从而服务于国家治理现代化。

　　（三）大国外交更有作为新阶段必然要求更有影响力的主流媒体以作支撑

　　2023年12月27日、28日举行的中央外事工作会议认为：“展望未来，我国发展面临新的战略机遇。新征程上，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将进入一个可以更有作为的新阶段。”这是对正在到来的历史新阶段作出的重要判断和战略抉择。在大国外交可以更有作为的新阶段，中国倡导的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和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必然需要增强主流媒体的影响力与之相匹配，“必然需要相匹配的国际传播力量布局、工作格局与效能成果为之服务”，“特别是要通过构建更有效力的国际传播体系并持续有效运作这个国际传播体系使其更有成效”，形成同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相匹配的国际话语权，更好地体现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强大思想引领力、精神凝聚力、价值感召力、国际影响力。毕竟，国际传播实践实质上是涉及一个国家外部环境与国际认知的影响力竞争，具体效果反映在国家形象特别是话语权上，即是否说得出、有人听、有效果上。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决定》“着眼于推进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在深化文化体制机制改革方面，“构建更有效力的国际传播体系”“深化主流媒体国际传播机制改革创新”“加快构建多渠道、立体式对外传播格局”“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全面提升国际传播效能”等多项任务都是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的题中应有之义，都是主流媒体在系统性变革中必须努力完成的任务和必须实现的目标。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的核心目标就是增强影响力，这必然包括国际影响力；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成效的评价标准，不仅是在国内舆论场的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还包括在国际舆论场上为中国赢得影响力竞争有效助力。2023年，中央外事工作会议提出：“要紧紧围绕党和国家中心任务，稳中求进、守正创新，坚定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开辟中国外交理论与实践新境界，塑造我国和世界关系新格局，把我国国际影响力、感召力、塑造力提升到新高度，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营造更有利国际环境、提供更坚实战略支撑。”客观地看，主流媒体的国际传播效能和国际影响力，就是中国国际影响力、感召力、塑造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和放大器，主流媒体就是要通过系统性变革增强国际影响力，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营造更有利的国际环境，提供更坚实的战略支撑。

　　（四）增强人民精神力量的要求必然期待更具引领力主流媒体为之服务

　　中国已经锚定2035年建成文化强国的战略目标，并要求不断发展具有强大思想引领力、精神凝聚力、价值感召力、国际影响力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不断增强人民精神力量，筑牢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文化根基。具有强大思想引领力、精神凝聚力、价值感召力、国际影响力，既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标志，也是对主流媒体应具有能力的新标准、新界定、新诠释。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的题中应有之义，就包括增强思想引领力、精神凝聚力、价值感召力、国际影响力。这是主流媒体赢得影响力竞争的前提与必要条件。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物质富足、精神富有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根本要求。物质贫困不是社会主义，精神贫乏也不是社会主义。”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丰富人民精神世界”是中国式现代化本质要求的组成部分。这是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问题的科学回答。人民群众精神富有的需求，丰富人民精神世界的要求，都要求主流媒体优化内容构成与传播方式，满足人们的知识需求与精神需求，都要求主流媒体不仅是新闻信息的载体，还必须是知识的载体、思想的载体，都要求主流媒体更具备体现价值观、传递价值观的能力，毕竟，价值观在传播中是最有穿透力的。

　　客观而言，时间是生命的具体表现方式，是人最宝贵的资源。这决定了人们会本能地希望更有效利用自己的时间，以更少的时间付出获得更有价值的信息和服务。随着人们物质生活水平和社会文明程度提升，人们更看重所获取内容中是否包括更多可帮助提升知识水平、 增强竞争能力、丰富精神世界的“营养”。因而，“面对人们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和要求，必须以新的思维框架重新审视、理解、把握人的物质需求与精神需求，领悟人们在不同物质条件、社会条件、群体心理、发展环境中对新闻传播会有什么样的个性需求、体验要求；这些个性需求与体验要求汇聚成什么样的需求力量、变革取向，才能真正适应变化了的内容需求与人们心底的变革要求”。

　　（五）高质量发展要求必然需要以高技术、高效能、高质量标准重塑主流媒体

　　“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决定》的重要出发点之一就是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从体制机制上推动解决发展中的问题，从而推动高质量发展。“中国式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高质量发展的追求和要求必然延伸到文化领域，要求主流媒体通过系统性变革，发展以高技术、高效能、高质量为特征的内容生产能力和传播能力，必然需要以高技术、高效能、高质量标准重塑主流媒体，从而在更高水平上增强影响力竞争能力。

　　《决定》在“深化文化体制机制改革”部分，就此部署了多项任务。其中，加快适应信息技术迅猛发展新形势、探索文化和科技融合的有效机制、加快发展新型文化业态、完善生成式人工智能发展和管理机制等部署和要求，鲜明体现了积极有效妥善得当使用包括生成式人工智能在内的高科技、高技术的指向，实际上也体现了对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探索将人工智能运用在新闻采集、生产、分发、接收、反馈中，用主流价值导向驾驭‘算法’，全面提高舆论引导能力”要求的进一步落实。《决定》不仅明确提出建设全球文明倡议践行机制，构建更有效力的国际传播体系，加快构建中国话语体系和中国叙事体系，全面提升国际传播效能的要求，还作出形成网上思想道德教育分众化、精准化实施机制，优化文化服务和文化产品供给机制等部署，鲜明体现着对进一步提升主流媒体内容质量和内外传播效能的要求。

　　从战略层面看，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的重点首先是如何优化观念认知、战略布局与力量配置，以有效适应人工智能等新科技革命浪潮的冲击，在智能变革中保持并增强权威传播主体地位，使其不被边缘化、空置化。

　　主流媒体在谋划、推进系统性变革时，首先“要把握人工智能等新科技革命浪潮”，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23年5月5日在主持二十届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时强调的。“加快适应信息技术迅猛发展新形势”是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决定》在“深化文化体制机制改革”部分第一段提出的基本要求之一，也是推进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面临的最重要课题之一。这不仅因为从全球范围看，媒体智能化已进入快速发展阶段，还因为生成式人工智能等的发展使以往以算法推荐为特征的智能传播变革进入新阶段。

　　进入智能传播变革新阶段，主流媒体面临新的挑战，要求主流媒体在系统性变革中要特别注重优化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战略布局。客观地看，智能传播变革的新挑战和优化战略布局的主要驱动因素，至少包括以下八个方面。

　　一是迭代应用速度。包括DeepSeek在内的生成式人工智能等新科技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超出行业预见的方式取得多点突破、迅速迭代的同时，迅速引发超大规模个人应用与行业应用的出现，要求在推进系统性变革进程中的主流媒体，必须从已经开始的探索性应用生成式人工智能，迅速走向专业性运用生成式人工智能，并催生一些先锋者可以创造性运用生成式人工智能等新科技，从而大大增强自身的影响力竞争能力。《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关于发布2024年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已备案信息的公告》称：“截至2024年12月31日，共302款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在国家网信办完成备案，其中2024年新增238款备案；对于通过API接口或其他方式直接调用已备案模型能力的生成式人工智能应用或功能，2024年共105款生成式人工智能应用或功能在地方网信办完成登记。”从该公告提供的数据看，2024年备案数量约是2023年的3.72倍。这更体现主流媒体在系统性变革进程中优化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布局的紧迫性。

　　二是内容生产效率。生成式人工智能突破后如此迅速地进入规模化应用，使传统内容生产传播运行模式，在经历媒体使用人工智能技术与工具辅助进行内容生产、经一定程序传播后，迅速演变为生成式人工智能直接生成内容并与人类生产的内容一起进入传播、分享影响力。更值得注意的是，生成式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的效率远远超过人类，客观上已经呈现替代一些传统内容生产岗位、环节的趋势。这给包括主流媒体在内的传播主体带来了巨大挑战，要求主流媒体在系统性变革中提升内容生产效率，进一步保持并增强内容生产与传播能力，从而进一步保持并增强影响力。

　　三是生成即传播特性。生成式人工智能“生成即传播”的特性和使用方式，事实上改变了工业革命之后基于印刷技术、报业发展形成的内容采集、生产、审核、传播的运行模式和流程，要求主流媒体在系统性变革中探索、形成新的工作流程和内容生产传播范式，从而进一步增强影响力竞争能力。首先，“生成即传播”表现为生成式人工智能生成的内容直接影响使用其应用或功能的用户个体和群体，又因为个人用户的规模增长迅速、数量庞大，事实上影响了相当大规模的受众。其次，“生成即传播”的特性会相应要求注重公信力、权威性的媒体形成适应使用生成式人工智能要求的内容生产、审核、传播流程与工作模式。虽然中央媒体已经率先出台了相关规范，但如何有效适应生成式人工智能迅速发展对新闻传播业运行模式的冲击，还需要在系统性变革中探索、形成新的工作模式与运用方式。

　　四是传播主体地位。正是因为生成式人工智能所生成的内容越来越多地进入传播，客观上生成式人工智能基座及应用本身一定意义上已经成为传播主体。虽然主流媒体在深化媒体融合发展进程中，将人工智能运用在新闻采集、生产、分发、接收、反馈中的探索取得明显成效，但生成式人工智能的迅速发展与应用正在改变原有传播主体在传播格局中的地位，及其影响力生成与传导方式。客观上，这要求推进系统性变革中的主流媒体从战略层面重视传播主体地位并相应优化战略布局。

　　五是影响力生成机制。在算法推荐服务改变影响力生成机制、分发环节在影响力生成中占有更大比例的基础上，生成式人工智能应用服务进一步改变了不同主体生产的内容在影响力生成中所占比重，生成式人工智能会以更高效率生成与用户需求有更高匹配度、更富知识性的内容，与主流媒体等传播主体争夺影响力，从而使智能传播变革新阶段呈现主流媒体“与人工智能共生”的鲜明特征。主流媒体必须探索有效应对影响力生成机制演变的规律与方法，通过系统性变革，进一步增强与人工智能竞争影响力的综合能力。

　　六是一言定音能力。生成式人工智能所生成的内容虽然并不是事实类新闻等硬核内容，但因为其具有较明显的针对性、匹配度与知识性，而对用户具有较强的吸引力。随着生成式人工智能应用的使用便利性提升，公众会越来越多使用生成式人工智能应用或在参与传播时被推送人工智能生成的内容，传播中的生成式人工智能所生成内容不仅越来越难以分辨，而且会在某个时点被广泛传播，形成特殊舆论热点，这不仅要求主流媒体在系统性变革中进一步提升识别、应对与引导能力，更要求主流媒体在系统性变革中进一步提升一言定音的权威地位与说服力。

　　七是舆论属性与社会动员能力。生成式人工智能应用服务会越来越具有舆论属性、拥有越来越强的社会动员能力，成为传播格局中越来越有影响力的传播主体。《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关于发布2024年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已备案信息的公告》虽然没有说明2024年在地方网信办完成登记的105款生成式人工智能应用或功能中，哪些具有舆论属性与社会动员能力，但该公告强调：“提供具有舆论属性或者社会动员能力的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的，可通过属地网信部门履行备案或登记程序。”这客观上印证了生成式人工智能应用或功能之舆论属性明显增强，社会动员能力明显提升，也体现了国家网信办对具有舆论属性和社会动员能力的生成式人工智能进一步加强管理的强烈信号与意志。这客观上进一步印证了主流媒体通过加快推进系统性变革以赢得智能变革的紧迫性与重要性。

　　八是协同运用产生超级传播能力。面对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变革，在推进系统性变革、优化战略布局时，主流媒体的视野与关注焦点不能局限于生成式人工智能。前瞻地看，星链等通信技术可帮助人们绕开各国有线通信、移动通信网络直接接入互联网，智能传感技术及传感数据内容可能被更多地应用于传播，这些技术可能成为深刻影响国际传播格局的“颠覆性”力量。“值得特别注意的是，虽然目前数据内容与产品、推荐算法、生成式人工智能还是分立运作，但以总体观分析、思考，一旦在某种力量和机制驱使、推动下，数据内容、推荐算法、生成式人工智能协同运作、联动运作，甚至集成运作，就将使有能力驱动实现这类协同运作、联动运作、集成运作的主体，对世界事务、人类社会、经济运行和人的意识本身，具有了超级传播力、影响力甚至超级干预能力。”因而，在为推进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所进行的战略布局中，应当积极探索数据内容、推荐算法、生成式人工智能协同运作、联动运作，甚至集成运作，以有效维护主流媒体的权威地位，提升其传播力、影响力。

　　客观地看，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是加快媒体深度融合发展的延续，但并不是媒体融合发展的简单升级。在媒体融合已经多方探索手段融合、渠道融合、产品融合并取得明显成效的基础上，推进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就是要解决影响力竞争中主流媒体面临的深层次问题，全面增强影响力竞争能力，全面提升内外传播效能。这就需要“把激发创新创造活力作为深化文化体制机制改革的中心环节”、作为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的核心命题，谋划、推进战略调整、机制变革、体制变革，从而实现主流媒体影响力竞争能力的全面跃升。就媒体内部而言，推进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要解决的现实问题至少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一）以影响力贡献率为核心推进资源配置机制变革

　　推进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要解决的现实课题之一，就是以影响力贡献率为资源配置的权衡依据，把最有可能创造影响力的人力、物力、信息、内容、传播等资源投向最能体现主流媒体影响力的产品、渠道和领域。这既需要用互联网思维主导资源配置，更需要把影响力贡献率作为资源配置的底层逻辑，从而形成围绕赢得影响力竞争配置人力、物力、信息、内容、传播等资源的理念、规则、机制和文化，有效提升赢得影响力竞争意义上的资源利用效率。

　　可以从多个维度选取主流媒体的影响力贡献率可定量测评的指标，从而形成具有足够信度、效度的指标体系和评估结果。在传统媒体时代，可以通过读者在一家报纸不同版面的停留时间、反馈评价等来评估不同版面对这家报纸影响力的贡献率。在互联网时代，已经有足够技术条件提取多个维度的数据，直观或间接地反映特定内容产品和账号、报纸、频率、频道等传播载体的影响力，及其对所归属传播主体影响力的贡献率。实际上，新闻传播业、新闻传播机构内部对内容产品、传播载体的影响力是否已经下降到应当被淘汰，是有足够的直观感受和心理评估的。因而，“坚决淘汰一切形式的落后产能”不仅是媒体集团主要负责人的坚定抉择，也成为诸多媒体在推进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起步时的共同选择。

　　从赢得影响力竞争的目标取向衡量，把最有可能创造影响力的人力、物力、信息、内容、传播等资源投向最能体现主流媒体影响力的产品、渠道和领域的资源配置变革，是既具有战略意义也具有现实意义的。因为，不论是影响力贡献率意义上的资源配置效率低下，还是财务视角中的资产贡献率意义上的资源配置效率低下，都会既直接影响主流媒体的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也将直接影响主流媒体的生存力、竞争力、发展力、持续力。资源配置变革实际上也是党中央明确提出的要求。2019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关于全媒体时代和媒体融合发展的讲话中强调：“在信息生产领域，也要进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通过理念、内容、形式、方法、手段等创新，使正面宣传质量和水平有一个明显提高。”如果说，以往的媒体融合发展的成效明显体现在打造新媒体产品、传播载体甚至传播平台等增量改革上，那么客观上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要解决的深层次问题，就包括优化资源配置，做好存量改革，把优势资源投向对提升影响力贡献率最有效的领域。

　　（二）以掌握话语权、定义权、叙事权、阐释权为核心推进内容生产机制变革

　　主流媒体的使命任务决定了在面对纷繁复杂的事件和现象、影响深远的剧烈变动时，主流媒体必须及时、有力、有效地发出自己的声音。正是因为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开，有效掌握中国发展、中国安全、中国形象等问题的话语权、定义权、叙事权、阐释权，不仅是主流媒体赢得影响力竞争的需要，也是保障中国发展与安全、推进强国建设的需要。话语权、定义权、叙事权、阐释权既是影响力的具体而实质的体现，也是影响力竞争的焦点。这种影响力竞争，既体现在媒体间，更体现在国家间。掌握与自己相关事务和国际事务的话语权、定义权、叙事权、阐释权，从来就是国际舞台的竞争焦点，它既体现在双多边外交场合和重大国际事件中，也体现在人们日常人际交往、信息获取、观点表达等活动中。因此，在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中，必须推进以掌握话语权、定义权、叙事权、阐释权为核心的内容生产机制变革，这既是增强主流媒体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的需要，也是增强中国国际影响力、感召力、塑造力的需要。

　　推进以掌握话语权、定义权、叙事权、阐释权为核心的内容生产机制变革，意味着必须围绕掌握话语权、定义权、叙事权、阐释权组织内容生产，并形成相应的内容生产机制。传统媒体的内容生产机制，其底层是围绕竞争首发效应而形成的。首先，要竞争的是新闻首发或更好的时效，以谋求首发效应和先人一步的影响为重点；其次，要竞争的是观点性内容所产生的影响。但在人人都有记录工具和表达便利的时代，要更新对于媒体的理念和认知。在智能传播时代，媒体不仅是新闻的载体，也是选择结果的载体；不仅是事实的载体，也是观点的载体、思想的载体；不仅是信息的载体，更是知识的载体、精神力量的载体。因而，主流媒体既必须积极参与首发、时效竞争，获得首发效应和先人一步产生的影响，通过观点性内容的独到见识实现有力引导；也必须成为选择结果的载体，以让受众更高效地获得更有价值的内容而获得更多受众的注意力；还必须成为思想的载体，引导人们从诸多不确定中看到方向、看到确定性，从而更有信心和动力；更必须成为知识的载体、精神力量的载体，让人民群众从主流媒体提供的内容中获得更多知识溢价、服务溢价，满足人民群众实现精神富有的需求。

　　推进以掌握话语权、定义权、叙事权、阐释权为核心的内容生产机制变革，意味着要把深化主流媒体国际传播机制改革创新作为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的重要命题一体推进、一并实现。虽然“深化主流媒体国际传播机制改革创新”与“推进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是在《决定》不同小节中部署的，但从强国建设全局看，赢得影响力竞争的重要战场是国际舆论场，要改变现实存在的信息流进流出的“逆差”、中国真实形象和西方主观印象的“反差”、软实力和硬实力的“落差”，解决中国在世界上的形象很大程度上仍是“他塑”而非“自塑”的问题，就必须通过深化主流媒体国际传播机制改革创新，将有更强内容生产能力的主流媒体、传播资源投向国际传播主战场。因而，就要通过推进包括深化主流媒体国际传播机制改革创新在内的系统性变革，使主流媒体从运作机制到资源配置等都适应在国内外不同舆论环境中赢得影响力竞争的需要。

　　推进以掌握话语权、定义权、叙事权、阐释权为核心的内容生产机制变革，意味着要把增强体系化协同运作能力作为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的题中必有之义。推进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既是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决定》部署的“构建更有效力的国际传播体系”的基础条件，也是“构建更有效力的国际传播体系”的组成部分。具有更强影响力竞争能力的主流媒体，可以在国际传播体系中发挥更重要的枢纽和能动作用，使助力国际传播体系更有效力；更有效力的国际传播体系，也有助于主流媒体获得更强的影响力竞争能力。“体系性对抗和竞争，正在成为现代社会的一种主要竞争形态。影响力竞争，本来就是一个全体系的战略问题，只是比较直观地体现在了内容产品等层面上。”因而，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就要把增强体系化协同运作能力作为重要内容。

　　（三）以全面提升传播效能为核心推进组织变革与运行机制变革

　　媒体形态及内部组织架构、运行机制，是媒体战略目标、运作理念、生产方式、管理方式等的具体化。媒体组织形态总体上反映了所依托的传播科技和基于此所形成内容生产传播方式的特性、要求与制约。比如，报纸的产生依托于印刷技术，报纸的内容生产与分发方式是以专业化分工、组织化运作、大规模生产为特征的工业化生产方式在新闻领域的再现，由此形成了报社的内部组织架构，即报社的组织形态；网站是基于互联网技术产生的，其基于互联网技术的特性形成了社会化的内容生产方式。运行机制是保证实现媒体使命任务、战略目标的基本准则、相应制度、各种要素和相互关系的集合，是媒体运作理念、生产方式、管理方式的规则化，实际上也体现了该媒体的历史烙印、运作习惯和内部文化。当媒体的战略目标被优化调整，其所处的内外环境和所依托的传播科技也需要调整。组织变革就是对组织中各种要素及其相关关系进行调整，包括优化管理理念、工作方式、组织结构、人员配备、组织文化。媒体战略优化、媒体所依托的传播科技变化、媒体转型与发展都必然需要推进组织变革与运行机制变革。互联网平台每一次组织架构变化，实际上都反映了其对发展战略、主要目标与要解决的问题的认识与行动。相比之下，媒体组织形态与运行机制调整虽然一直在进行，但在深化文化体制机制改革进程中，为实现激发创新创造活力、赢得影响力竞争的目标，为全面提升内外传播效能，还必须进一步推进组织变革、运行机制变革。

　　主流媒体推进组织变革、运行机制变革的重点，不仅是按照新的理念和要求构建适应全媒体生产传播的内部工作机制和评价体系，从而适应上级和外部对主流媒体的新要求和新评价体系，还包括按照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决定》“探索文化和科技融合的有效机制”的要求，从媒体融合中已经有效实施的产品融合、手段融合、渠道融合走向通过组织变革、机制变革等实现系统性变革，通过系统性变革解决媒体融合理论与框架难以解决的诸多问题，特别是现实存在的媒体内部传统部分与新媒体部分分立等问题。因此，必须注意的是，要通过组织变革、机制变革解决生成式人工智能等新科技进入主流媒体内容生产与传播带来的新问题，使主流媒体具有更强的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具有更强的影响力竞争能力，从而赢得影响力竞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