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一凡 黄楚新 田锋 植勇 张健英 | 原载于《中国记者》2023年第3期-有删减）

　　党的二十大开启了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征程，作为连接基层社会、助力基层治理、乡村振兴的重要载体工具，县级融媒体中心所肩负的使命任务更显艰巨。

　　以县级融媒体为抓手推进基层治理现代化进程，深入探究县级融媒体中心提高传播力、参与基层治理的功能方式，以动态、发展的眼光把握县级融媒体中心打造全媒体传播体系的方向具有现实意义。

　　依托国家广电总局委托的媒体融合研究课题，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联合新华社新闻信息中心云南中心组成“云南省媒体融合调研组”，选取云南省六个不同地级行政区的七家县级融媒体中心作为研究样本，探究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取得的成就、存在问题及发展方向。

　　当前阶段，我国县级行政单位已经基本完成了县域媒体资源整合和机构建设，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正从最初的机构重组、平台搭建、模式探索阶段逐步迈向质效合一、平台融通的2.0阶段。

　　要使地域、发展程度、文化习俗各不相同的县级媒体在融合建设中提升整合资源、巩固壮大主流思想舆论的能力，需要将过去传统媒体维度下简单的新闻生产上升到媒体机制与社会活动的层面来考量。

　　顺应引导群众、服务群众的目标要求，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的意义不仅在于发挥新闻媒体功能，壮大基层主流舆论阵地，还应探索媒体功能的拓展与升级，依托数据和资源的整合搭建县域综合服务平台、社区信息枢纽，将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深度嵌入基层社会发展之中，这为县级融媒体中心参与基层社会治理提供了政策依据和价值参照。

　　基层是社会和谐、人民安宁的重要基石，基层社会治理的成效直接关乎政治生态的安定有序、经济社会的健康发展以及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随着互联网特别是移动互联网发展，社会治理模式正在从单向管理转向双向互动，从线下转向线上线下融合，从单纯的政府监管向更加注重社会协同治理转变。”

　　这一重要论述表明，加强和创新基层社会治理，提升社会治理现代化水平，需要进一步借力于媒体融合，构建现代传播体系，发挥县级融媒体中心在信息传播、舆论引导、组织动员等方面的功能，为基层社会治理体系建设和社会治理能力提升提供强力支撑。

　　当下学界对于县级融媒体中心的研究逐渐从“媒体本位”走向“治理本位”，更注重将其与社会治理特别是基层治理结合起来，置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政策语境下进行探讨，这一转变集中反映了近几年我国政府治理体系的现代化转向。

　　国家层面，从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命题，到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中提出“构建网格化管理、精细化服务、信息化支撑、开放共享的基层管理服务平台”，一系列规划文件不仅为基层社会治理明晰了理念、方向和路径，也为县级融媒体中心参与基层社会治理提供了政策依据。

　　以参与基层社会治理为导向审视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县级融媒体中心并非媒体机构、信息渠道的简单叠加，也不单纯是政令信息上传下达的媒介通路，而是新时代拓展基层社会治理的重要载体、渠道、方法和手段，承担着对基层社会进行治理、调节和重塑的重要任务。因此，参与基层社会治理、提升基层社会治理效能是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及其深度融合进程中的必然要求与应然走向，其解决的不仅仅是推进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的问题，更关乎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的根本走向和融合成效。

　　围绕“引导群众、服务群众”的目标，结合课题组对云南省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情况的实地调研，本文将从平台建设、传播功能、服务功能、组织生态四个层面展开对云南省县级融媒体中心的全面性考察。

　　（一）平台建设：融合路径因地制宜，跨界联动成效初显

　　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是一项长期且艰巨的系统工程，涉及机构、技术平台、人才队伍、管理运营等方面的全方位升级，必然需要充足的资金保障基础运转。从云南省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情况来看，中央和地方财政给予了强有力的政策倾斜和资金支持。在调研单位的机构属性上，除了文山市、丘北县的两家融媒体中心被定性为公益二类事业单位之外，其他5家融媒体中心均属于公益一类事业单位，占比高达71.4%。丘北县融媒体中心虽为公益二类事业单位，却依然享受县财政全额拨款，并无资金之忧。

　　在融媒体中心组建过程中，各区县主要以《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规范》《县级融媒体中心省级技术平台规范》和《云南省县级融媒体中心技术系统建设实施细则》等规范要求开展融媒体中心方案制定和项目建设，同时以周边地区先进经验为参照，基于对当地媒体发展现状的审慎思考探寻本土化差异化的融合路径。

　　具体而言，在内设机构上，7家调研样本单位的组织架构体系基本以办公室、采编部门、新媒体运营部门、技术部门为主体，初步呈现出扁平化管理的特征。技术平台搭建上，各地在自主搭建的基础上积极对接省级技术平台，建设过程中摒弃贪大求全的惯性思维，在资金投入、模块设置、功能设计上进行集约化规划，融媒体平台总体呈现出小而精、实用性强的突出特色。

表1：云南省7家县级融媒体中心基本情况（注：当地常住人口数据来源于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公报；地区生产总值来源于各地政府工作报告）

　　在平台用户规模方面，7家融媒体中心新媒体矩阵总用户数超百万的有4家，占比57.1%。横向来看，各融媒体中心的用户总量之间仍存在一定差距，用户数最多的文山融媒全端用户超过400万，而用户数最少的单位仅有20万，平台用户数总体上与各地的经济发展水平呈现正相关关系。

　　在平台联动方面，各县区积极探索推进县级融媒体中心与国家级媒体、省级媒体的有效融通，澄江、文山、楚雄等部分区县目前已初步实现央地联动、省州市联动。澄江市融媒体中心还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各站（所）平台资源和应急广播系统，继续向基层延伸，建立融媒体中心直通村（社区）的服务站点。此外，考虑到融媒体中心处于起步阶段，区域媒体资源面临着当地自媒体大V、户外宣传载体的瓜分，一些融媒体中心或借行政手段整合本地市场资源，或自主推进与商业平台的合作共赢。例如，楚雄市融媒体中心将市域内12家自媒体引入融媒体中心的新闻会客厅，加强引导与合作，促进互融互通。

　　（二）传播功能：融合传播多面创新，舆论阵地持续壮大

　　搭建融合传播矩阵，积极创新话语体系，是县级融媒体中心筑牢舆论阵地的应然选择，也是媒体深度融合的题中之义。调研样本单位中，各融媒体中心均已完成广播电视、客户端、微信公众号、机构媒体账号的全覆盖，总体构建了以“广播电视+App+第三方平台账号”为特征的融媒体传播矩阵。同时，各单位着力打造聚合平台，整合内容、资源、用户重合度较高的垂类客户端，关停并转用户量少、影响力弱的平台账号，将分散在各部门、各平台的新媒体资源整合到融媒体客户端上，打造舆论宣传主阵地、新闻资讯总平台、社会服务总入口。

　　在融媒体客户端的日常运维中，7家融媒体中心总体上依靠新闻资讯、信息发布等内容以及相关服务功能吸引用户，实现了一定的用户注册量，但用户留存情况和活跃用户数量未达预期。少数单位尝试以行政手段强力推进，取得了可观的效果。例如，景洪市融媒体中心推行新媒体传播力排行榜制度，借行政力量引导全市市直部门、乡镇、街道、农场社区等单位进驻“景洪融媒”App，每月评比各单位所达到的客户端下载注册量和活跃度，进行末位约谈提醒。针对App推广使用较好的单位和部门，由融媒体中心免费提供直播、视频制作等增值服务，从而提高各入驻单位推广运用融媒体客户端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据调研，截至2022年6日，“景洪融媒”App浏览量突破1305.9万人次，客户端用户62.8万人。

　　各县级融媒体中心积极深化内容供给侧结构性转型，推动优质内容、先进技术、专业人才、项目资金全力倾斜移动端，以精品化策划、多模态产品、跨场景传播打通基层媒体与基层群众的情感隔阂，建强互联网舆论传播主阵地。调研中，7家单位里有5家建立了鼓励内容创优的评优奖励机制，呈贡区融媒体中心还尝试以全员跑口方式，与全区70余家单位联动开展日常新闻采访、专题策划、业务指导等工作，使内容生产真正贴近基层、贴近群众，有效推动主流舆论向基层延伸。

　　为打破基层媒体内容重说教、缺活力的传统弊端，各县级融媒体中心积极探索推动内容形式创新。例如，景洪市融媒体中心推出互动新闻、海报、动画、微信小程序等全媒体产品形式；楚雄市融媒体中心将市各级领导出席会议及活动的新闻报道按不同时长精准落实，总体控制在30%以内，同时大量增加社会民生新闻，使记者编辑脱离文山会海，大大增强了基层报道的鲜活性。

　　（三）服务功能：“新闻+”探索渐续铺开，平台服务特色凸显

　　当前阶段，因受到机构属性和体制的诸多局限，云南省各县级融媒体中心对于“新闻+政务服务商务”模式的探索整体处于起步阶段，主要集中在舆论监督、政务媒体代运营、政府活动策划等相对基础的领域（图1）。在7家单位中，以媒体问政、节目联办、民生服务为支点探索政务服务的有5家，占比71.4%；开展商务服务的仅有3家，占比42.9%，其业务范围主要集中在活动策划、直播推介等媒体传播层面，形式以政府采购为主。

　　如建水融媒体中心实施“建水融媒+公共服务”建设，在“临安e行”、建水公交等领域逐一拓展，有效提升了建水融媒的传播力和公共服务承载能力。此外，亦有少数融媒体中心探索更深层次的产业化合作。例如，文山融媒探索媒体产业“平行合作”模式，同社会化企业合署办公，建立资源互通、人才共用、收益共享等机制，成功破解“一无启动资金、二无经营人才、三无力承担盈亏风险”的难题，全面盘活了融媒体中心无力市场化运作的各类媒体资源。

　　基于独特的地理文化资源，云南省县级融媒体中心在拓展服务功能、丰富服务多元性方面，也呈现出了显著的地域文化特色。例如，丘北县融媒体中心以“融媒体+旅游”“融媒体+民族团结”深挖本地优质的文旅资源，助力民族文化传播。部分融媒体中心还尝试以融媒体平台为依托，助力基层社会治理，如楚雄市融媒体中心将智慧城市、智慧社区、数字乡村、应急广播等科技项目统筹建设，助力城市数字化建设，同时开展新时代文明实践活动、疫情防控宣传、直播助农，为县级融媒体中心参与基层治理探索了可行路径。

　　（四）组织生态：机制改革稳步深化，业态探索加速推进

　　在体制机制改革层面，云南省县级融媒体中心以制度创新为先导，积极推进深化改革，持续激发组织活力。一方面，7家被调研单位均制定了绩效考核制度，推进人事制度改革，将考核结果直观反映在内容评优评先以及员工的职称聘任、职务晋升、绩效奖金等方面。借助考核，融媒体中心有效推动现有人员投身融媒体生产一线，基本实现人尽其才、才尽其用，保证了融媒体精品力作的持续产出。

　　例如，文山市融媒体中心建立“小编全员轮、主编末位淘汰”激励机制，激活核心编辑团队创造力，推动采编岗位相互学习、互相理解，同时建立“兼职工作室”机制，以市场化运作开发新媒体服务类和商务类项目。通过创新机制，文山融媒在人员编制、财政投入未有增加的情况下，内容生产力和媒体传播力增幅较大。另一方面，在体制机制改革不断深化的同时，各融媒体中心加速探索“融媒+”新业态，拓展主流媒体生态圈。例如，景洪市融媒体中心以“景洪融媒”客户端为核心，围绕教育、民生法治、文旅康养提出“融媒+三部曲”战略规划，加快布局体现当地特色的美食美景、酒店民宿、“雨林童声”“平安景洪”等新应用新业态，融入当地百姓生活。

　　当前阶段，云南省县级融媒体中心整体运转平稳，舆论阵地建设成效显著，平台服务稳步拓展，但依然面临着政策支撑、人才队伍、平台功能、资源统筹等诸多困境，亟待重整思路，寻求破题路径。

　　（一）政策支持亟待强化，组织运转不畅

　　从云南省县级融媒体中心的融合现状来看，在政策支持、资金保障等方面仍需强化，从而进一步释放融媒体中心的组织活力，实现高质量可持续发展。

　　一方面，地方政府给予县级融媒体中心的政策支持有待强化。部分融媒体中心虽尝试以企业化运营实现自身造血，但受制于事业单位属性及政策支持不足，事企分开相关政策的落实缺乏可行机制，难以有效开展经营业务。与此同时，大部分地区公共传媒资源优先配置给县级融媒体中心，供其开发管理使用的政策支持不足，政府性公共资源、大数据资源、智慧城市资源配置等方面缺乏支撑，导致融媒体中心难以迅速盘活资源，有效拓展市场。

　　另一方面，要想在“建强”县级融媒体中心的基础上，进一步实现“用好”，更好地引导群众、服务群众，助力基层社会治理，必然要以充足的资金作为保障。而当下，云南省县级融媒体中心普遍享受全额财政拨款，虽无生存压力，但仅能保障基础运转，难以实现更深层次的融合转型。加之经营业务受阻、造血能力不足，使县级融媒体中心离真正意义上的建强用好、做大做强仍有不小差距。

　　（二）人才队伍难以适配，专业人才短缺

　　县级融媒体中心的高质量发展离不开结构合理、素质优良、活力充沛的人才队伍作支撑。当下，云南省县级融媒体中心普遍存在复合型、专业型人才稀缺、人员思维落后、队伍活力不足、人才流失等问题，对县级融媒体中心的良性运转形成掣肘。

　　在队伍构成上，从事内容采编的人员占多数，而擅长新媒体运营、平台运维、技术开发等相关岗位的人才较为匮乏。思维理念方面，一线从业人员多存在对融合的理解不深、创新意识不强的问题，缺乏互联网思维、用户思维、平台思维、产品思维等。部分从县级广电分流而来的从业者对融媒体中心的认知仍集中于新闻宣传层面，对“新闻+政务服务商务”的理解大多浮于表面，亟待转变思路。

　　在机制配套上，大多数融媒体中心虽建立了绩效考核机制，但受制于事业单位属性，绩效考核与员工收入脱钩现象明显。具体而言，针对在编人员，其收入水平主要由职称决定，考核结果难以直接呈现为个人薪资，由此滋生的人员创新动力不足、危机意识不强等问题较为多见。调研发现，一些地方的主管部门对推进媒体深度融合的政策解析和媒体工作的业务属性理解上有一定偏差，认为媒体实行稿酬考核分配无明确的文件依据，视同违规发放津补贴而不予支持，严重影响了在编人员的工作积极性和创造性。针对非在编人员，则存在待遇难保障、思想不稳定、积极性不高等问题。究其原因，非在编人员的收入一般由财政拨付，与在编人员薪资差距较大，加之公益一类事业单位不能开展经营创收业务，非在编人员的收入与其工作量长期难于匹配，极易形成人才流失的隐忧。

　　（三）平台功能有待完善，技术创新不足

　　云南省县级融媒体中心普遍面临平台功能不完善、服务形式单一、技术支撑不足等问题。

　　一方面，融媒体客户端功能不够全面，政务服务、公共服务、文化娱乐等功能相对较弱，缺少本土化服务产品，导致客户端总体下载量不高，粉丝活跃度低，难以真正发挥县级融媒体中心综合服务平台、社区信息枢纽的功能作用。

　　另一方面，在新技术研发应用方面相对滞后。大多数融媒体中心在5G、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技术运用方面仍处于空白，少数应用新技术的融媒体中心也主要开展4G/5G直播、无人机拍摄、大数据信息采集等基础业务，且多引入第三方技术团队主导运行，自主研发和应用能力较弱。内容方面，往往以传统内容嫁接新媒体传播方式，没有形成个性化的产品矩阵。同时，从现有的经费情况及技术人才情况来看，难以为新技术研发应用提供强有力支撑，致使融媒体中心在内容创新、平台建设、智慧化服务、现代化管理等方面面临重重挑战。

　　（四）资源挖掘尚不深入，融合理念滞后

　　目前，对于县域媒体资源、政务资源、产业资源挖掘不够深入，融合发展定位模糊、理念滞后等问题，依然是摆在云南省县级融媒体中心面前的棘手难题。

　　第一，媒体资源未能整合联动。聚合县域内所有媒体资源，成为当地新闻传播和舆论引导的主导力量，是县级融媒体中心壮大主流舆论阵地的有力保障。本次调研中，除文山市融媒体中心与市场化传媒公司建立“平行合作”之外，少有其他单位自主有效地汇聚县域的社会化传媒资源，主流媒体的声量遭到社会化传播平台稀释的现象依然存在。

　　第二，政务资源未能全域贯通。部分融媒体中心与区域内政务服务机构建立了初步合作关系，吸引其入驻平台，为其开放专属端口。但是，在统筹建设、数据互通、功能联通、资源共享层面暂未达到预期，加上融媒体平台用户黏性和活跃度较低，政务资源难以同平台的用户资源实现有效对接，致使政务功能陷入“好看不好用”的窘境。

　　第三，产业资源未能全面盘活。基于特殊的区位优势，云南省拥有文旅、健康、民族文化、教育、农副产品等大量可供挖掘的优质产业资源。但调研发现，即便尝试开展产业化运营的融媒体中心，其业务也集中于宣传推广、影视制作、新媒体账号托管等信息传播领域，未能将区域内的优质产业资源全面盘活，进行更深层次多元化的商业合作、产业开发。

　　建强用好县级融媒体中心，是我国媒体融合事业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是基层主流舆论阵地建设的根本保障，是提升基层社会治理效能、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举措。

　　县级融媒体中心参与基层社会治理，既受到数字化环境下自身生存与发展的压力所驱，也受到基层党政组织需要提高信息治理能力的现实所引，势必要以建强县级融媒体中心、建好融媒体聚合平台、建成基层治理主体为重要方向，重构基层传播生态和治理格局探索媒介化路径，推动融媒体中心深度融合转型与基层社会治理相融，实现媒介功能与治理功能互通。

　　（一）探索市场化转型，以政策支撑焕发组织活力

　　推进县级融媒体中心高质量融合发展，应强化地方党委政府针对基层媒体融合发展的政策支撑，构筑并完善有利于县级融媒体中心良性运转的制度部署与总体框架，确保县级融媒体改革有规可依、有章可循。

　　在我国媒体融合步入深水区的背景下，为破除云南省县级融媒体中心组织活力有限、可持续发展受阻的阶段性壁垒，树立长远发展理念，因时制宜、因地制宜地探索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的云南思路和本土路径，以理念先行、政策先行、发展先行筑牢融媒改革的四梁八柱。

　　着力推进体制机制深化改革，探寻适合自身的改革方向、管理模式、发展路径，条件适宜的县级融媒体中心可尝试市场化转型，在保障主责主业的基础上，组建传媒公司，以“事业+企业”运营模式实现多元化经营，通过经营创收反哺融媒体中心各项事业发展，切实解决当前资金紧张、人才匮乏的困局，焕发组织活力。着力完善制度配套，强化制度执行，实现党的领导与法人治理高度统一、有机融合。搭建适应新型主流媒体的现代企业管理制度，打破组织管理屏障、人才融合壁垒、传播层级限制，实现管理的扁平化、垂直化、集约化，提升管理效率。

　　着力探索传媒产业反哺传媒事业的经营模式，提升主流媒体参与市场竞争意识和能力，同时吸引社会力量参与融媒体中心项目技术研发和市场开拓，构建跨界互通、区域共融、利益共享的长效协作机制，合力提升县级融媒体中心的区域影响力、资源聚合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

　　（二）坚持精品化路线，以优质内容做强主流舆论

　　强化内容建设，以优质内容引领基层主流舆论，营造区域文化认同，是作为基层舆论宣传和精神文明建设主阵地的县级融媒体中心传播信息、汇聚民智、凝聚民心的重要举措。

　　云南省县级融媒体中心坚持以精品化创作为目标准绳，加强内容平台建设，以绝对领先的发稿时效、覆盖全网的传播优势、锐利深刻的评论言论，打造更多融媒体爆款作品，推动主力军全面挺进主战场。首先，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推动优质内容、先进技术、专业人才、项目资金全力向移动端倾斜。

　　要强化技术赋能，运用新技术、新应用、新业态、新模式赋能新媒体内容生产，强化媒介与用户之间的连接，推动主流声音真正入脑入心。

　　其次，探索传播话语创新，面对分众化、差异化的用户群体，打造具有时代感、年轻态、网络化、时尚感的传播话语体系，注重主流话语与区域文化、民族表达的相互融合，从而更好地凝聚社会共识。

　　第三，面向全员开展融媒体技能培训，培养一支政治坚定、业务精湛、作风优良的融媒体采编队伍，激励记者做时代的见证者、历史的记录者、群众的倾听者，积极地、持续地、有力地创作出更多集聚温度、深度、厚度的融媒体精品力作。

　　此外，注重对外宣传，加强县级融媒体中心和中央、省级、市级媒体的跨层级联动，以上级媒体刊发和评奖评优为标准之一，建立内容评优奖励机制，持续输出内容精品，打响融媒体传播的地方品牌。

　　（三）加强平台化建设，以多元服务强化城市联结

　　县域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推动实现国家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的重要内容。云南省在推进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中树立平台化发展思维，将县级融媒体中心的平台化建设融入到当地智慧政务、智慧城市、智慧乡村、数字化改革等整体框架和建设进程，汇聚传播优势、数据优势、资源优势建好自主可控的智慧化综合服务平台，加速基层社会治理的智慧化进程。

　　着力拓展“新闻+政务服务商务”模式，强化与各部委办局、镇、街道、社区以及其他企事业单位间的联动协作，以新闻主业为依托，推动信息服务多元化、政务服务便捷化、民生服务个性化，实现信息的全域畅流和服务的全局联动。

　　积极推进5G、大数据、人工智能等先进技术在县级融媒体平台的落地应用，在丰富县级媒体生态的基础上，持续赋能融媒体平台建设和功能拓展，丰富应用场景，使平台服务精准对接本地用户需求、对接民情民意，推进基层社会治理的智慧化进程。

　　（四）探寻智库化路径，以数据融通推进基层智治

　　互联网时代，我国的基层社会治理正从单纯的政府监管向更加注重社会协同治理转变，这对基层政府的反应速度、回应程度、决策效率提出了更高要求。

　　作为云南省基层信息传播和组织动员的关键环节，各县级融媒体中心着力实现自身角色转向，以数据要素为重要支撑，提高对数据的深度加工和分析研究能力，推进自身智库化转型，为社会协同治理提供智力支持。

　　一方面，推进数据平台建设，汇集区域高质量的公共数据资源，吸取公众舆情信息，以深度的数据分析和研究成果代替浅层信息呈现，为基层政府及时、科学决策提供智库参考；另一方面，以数据指标为指导，提升突发事件和风险预警的及时性、科学性、精细度，提高政府及各相关主管部门的应急处置能力，并协同政府和各部门针对突发事件的后续处置进行科学有序的善后工作，完成应急评价，为应急处置提供及时有效的决策依据，推动基层应急管理走向共建共治。

　　（五）树立媒介化思维，以融媒转型赋能社会发展

　　嵌入基层社会治理不仅意味着县级融媒体中心从单一信息传播转向“新闻+政务服务商务”的功能拓展，也框定了其以媒介化路径全面融入基层社会生活、赋能基层社会发展的行动路线。

　　云南省县级融媒体中心自觉承担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的使命任务，用好用活云南当地丰富的红色教育资源，充分发挥融媒体传播优势，协同各部门开展党史教育，通过线上融媒作品联动线下展示馆、体验馆以及红色旅游、红色课堂等创新形式，弘扬红色文化，坚定基层干部信仰，强化基层群众思想引领。

　　聚焦基层民生，建立基层各级组织和基层群众广泛连结的组织网和关系网，利用融媒体平台及时回应群众关切、解决民生问题、满足群众诉求，作基层群众的陪伴者、纾解民意的沟通者、美好生活的建设者。

　　深挖云南本土优质的文旅、生态、民族等资源优势，打通不同行业、不同领域的隔阂，探索多元跨界的产业经营模式，放大融媒体平台资源集聚与优化配置效能，以融媒产业创新带动地方经济发展，加速乡村振兴建设进程，高质量推进农民农村走向共同富裕。